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中国法律人

作为中国第一位受聘于哈佛的教授，吴经熊曾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并打上“吴氏宪草”的烙印。用他的自传《超越东西方》来评价他的一生，或许并不为过。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

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方化的法律传统与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二者各具价值、各有自己的空间与领域。这就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倪征燠:首位国际大法官的法律情缘

正对于任何一名法律人而言,能够经历甚至见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和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担任法官这两件事之一,就足以无悔于法律职业的选择人物简介:倪征燠(读音:yù)(1906-2003)1906年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的黎里镇,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法,报效国家。他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苏州东吴大学设在上海),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后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     

超越“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法制现代性中的中国司法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纠缠交错,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也日渐频繁。为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处理纠纷时,就必须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进而及时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既缓和并协调好了利益的紧张关系、又衡平了价值冲突的法律产品。然而,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与此同时,这一司法运作模式的背后,恰恰又反映出了“调解”与“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当下中国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     

近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演进——从“五五宪草”到“期成宪草”

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公布后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批评。作为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唯一成果的“期成宪草”,则是对“五五宪草”所作的一次大手术,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同人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借鉴西方分权政体的某些制衡因素的杰作,标志着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艰难演进。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失去诉讼活力的“法律睡美人”

2011年3月,最高立法机关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之佐证的是,此前2010年底的统计显示,除现行宪法及4个宪法修正案外,各级立法机关已“生产”出现行有效法律236部、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部委和政府规章20000多件。如此庞大的立法数量,已足以与一些法制发达国家媲美。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

宪法文本是理解宪法的一个实证基础。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多次出现 ,其涵义如何确定 ,意见不一。考察“法律”的各种语境 ,可以发现在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具有不同的涵义 ,不同的色彩 ,对立法者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进行实证分析 ,有助于理解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最高立法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立法权限 ,有助于澄清宪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

关于中国宪法权利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缺陷,而导致研究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分类针对性与科学性不足。基于规范依据,可将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基于权利内容,可将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运用"新"分类所蕴含的关系原理,既可对中国宪法权利本体问题及衍生的关系问题作出解释,也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机制进行设想与展望。     

中国宪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结构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提出并实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结束了经济体制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随着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基础更加明确,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背景与过程的分析为基础,可以发现其规范结构与特点,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     

齐案“批复”的废止与中国宪法适用的未来

一、齐玉苓案批复的意义齐玉苓案批复的发布引起了中国宪法学界对中国宪法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广泛和热烈的讨论。首先是对该批复的定性和一些学术概念,特别是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有观点认为该批复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标志着宪法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有学者认为是司法抢     

从“确认”到“正名”: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

从历史上看,自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先后颁布的众多中国宪法尽管千姿百态,但是,在这些宪法文本的背后,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从确认到正名的内在逻辑线索。对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而言,确认是起点,正名是终点。从这条内在的逻辑线索出发,有助于全面地解释中国百年宪法一系列的外在特征。     

“看得见的宪政”: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宪政体制的核心,那么作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存活须臾离不开的血液,财政权力就是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财政权力配置堪称所有政治体制大厦的根基。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和审计六项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组成的财政权力配置,以宪法、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等宪法性法律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最关键的宪法实践。由是观之,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将有助于发现鲜活的中国宪法规则。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从概念的源流与演变来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和苏联国家法学说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渊源。回顾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史,宪法实施概念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变法思维,即通过实施宪法来建立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受此观念影响,宪法实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概念,宪法实施更多的是依靠政治化的方式。即,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进而实施宪法。这种宪法实施概念不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宪法理论,同时与社会主义新宪法秩序的建构也有暗合之处。     

总书记要求“维护法律权威”的深意

在现行宪法公布实施25周年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10周年之际，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1t月27日下午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题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四点要求，其中一点是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全社会作出表率”。     

传统中国“法律人”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分析

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专制君王、司法官员、师爷、讼师等“法律人”,是法律职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出身、学识、素质、性格、生活待遇、社会关系、公信程度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律发展的进程、司法公正的维系及法律信仰的树立。如何培育适应新时代的合格法律人,使法律人与法律、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仍是当下迫切关注的课题。     

并非自明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在中国语境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开放的观点,并力图揭示其未来的某种可能。基于对中国法学在过去26年里发展的研判,邓正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学者试图理解与解释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建设中的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检省的智识活动,并审视基本"范式"——"现代化范式"。由此可知,邓正来建构的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规范理论,其直接针对的是"法律知识的范式"问题。其中他关于"中国法学"的双重认知结构也并非是自明的:首先,他建构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固有模式和它们普遍共享的"规范性信念",这关乎如何将"中国法学"问题化;其次,他的论证中包含了由某些主导价值引领的建构性方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显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宪法: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兼论传统中国“国宪”研究的现代意义

"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近现代宪法定义并不能概括人类有政治社会生活以来所有"国宪"或"宪法"现象。纵观人类政治史,任何民族的政治共同体都有"宪法",宪法实为组织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规则。若进一步对古典时代中西法律传统中的宪法现象加以抽绎,我们可以将宪法界定为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宪",深入认识这一"国宪"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