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访台现象研究(1997～2008)

台湾地区是美国国会议员访问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本文分析了从1997年到2008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记录分布及其决定因素,获得了如下主要发现:第一,美国国会议员访台频次变动受台湾岛内政治变动和美国国会选举周期影响,但以前者更为重要;第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美国国会及其议员干预台湾问题的权力,是造成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外交事务、军事、情报等委员会成员频繁访台的根本原因;第三,意识形态、选区利益、经贸关系等对美国国会议员访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美国国会议案看其南海问题态度及其根源

美国国会在涉南海问题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美国国会1995年至今共31份涉南海问题决议案和法案文本为研究素材,系统分析了其南海问题立场的演变及其成因。1995~1997年,美国国会关切和平稳定与"航行自由"等国家核心利益,但不对争端的任何一方表明立场。1998年到2010年左右,由于国际国内背景的变化,美国国会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战略收缩的姿态。自2011年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国会的南海立场发生了实质性转变,逐步对南海问题实施全面干预。鉴于南海地区航行自由对美国维护全球海洋霸权地位至关重要,南海地区地缘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崛起持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国会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中国不仅需要同美国政府打交道,而且需要关注和应对美国国会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与消极影响。     

国会山庄里的"隐形政府":美国国会助理制度评估

随着国会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职权的不断扩大,国会助理队伍也得到了急剧扩充,在国会立法过程中的职能也不断增强,进而在美国国内立法和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隐形政府"、"影子立法人"等现象.本文探讨了国会助理的类别、职能、历史发展沿革和政治作用等问题,以求对美国国会助理制度的基本架构作一梳理.     

转向"灾难外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冷战后美国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

台湾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冷战后美国在亚洲推行"民主、人权"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在台湾推行这一战略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目标在台湾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实现.台湾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显突出,成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     

关于"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的比较研究——以东盟为例

"和谐世界"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外交理念,"民主联盟"是一种宣扬美国价值观,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种文化外交理念."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在东盟问题上展开的角逐,也代表着中美两国软权力的较量.本文通过对两者在东盟问题上实践的目标、影响、阻力和前景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对两者进行一个较系统的比较研究.     

从模式演变看冷战后公共外交的转型

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既有其国际政治的特征,又有其国际传播的特征。世界主要公共外交强国在进行这项活动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体,借助新闻传播手段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本文主要就公共外交的主要模式进行了研究:首先梳理了公共外交研究的主要模式演变,试图探索公共外交的学科框架构建;其次结合公共外交实例,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对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进行了归纳,将其划分为修复模式、建构模式、影响模式、渗透模式和颠覆模式,并对每一种模式的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渠道、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效果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台湾又向东南亚抛"绣球"--评陈水扁的新南进政策

最近,陈水扁为突破外交困境,抛出新南进政策,试图以南进遏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热潮,并希望通过在东南亚打开一个缺口,为其"一边一国论"寻求外交支持.面对台湾当局抛出的绣球,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会采取"务实"的态度,即既不得罪中国,又与台湾保持比较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     

从"双重国籍"的放弃看中国侨务与外交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1954-1955年新中国通过谈判放弃"双重国籍"问题的外交背景,认为放弃"双重国籍"是新中国在权衡周边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得失后进行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的重大举措,也是同一时期中国进行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的重要佐证,还是将侨务与外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调整背景下的侨务工作,既具体分析了侨务对外交的服从情况,又明确指出了侨务对外交的补充与支持作用.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红色”黎明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去年十月的柏林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联系到过去几年里民社党的发展趋势 ,它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地方、全国和国际上的局势都是促进或限制其复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在德国的主流政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需要它继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和对自己的政策纲领进行调整。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TRANSGRESSING "VICTIMS" Reading Narratives of "Filipina Brides" in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iscourse on Filipina hanayome (brides) in administratively mediate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kokusai kekkon) in Japan from the mid 1980s to the present. In narra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the late 1980s, “Filipina” came to index the “problem of brides from Asia.” As seen elsewhere, various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have depicted rural Filipino women as socioeconomic victims and sexually subjuga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however, constructions of Filipina hanayome in rural Japan have been given local twist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largely neglected written texts in Japanese and from an ethnographic vignette, the article next focuses o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men's lives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recapture their own ways of imputing meanings to their lives vis-à-vi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interrogates certain feminist and popular depictions of hanayome.     

和辻哲郎“风土论”与“伦理学”内在关系探析

和辻哲郎(1889年-1960年)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核心思想有两个重要分支:风土论和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的最终出版,标志着和辻哲郎思想的初步形成。风土论与伦理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风土论的相关论述中,和辻哲郎的核心哲学结构仍停留在"意向性结构",直到在伦理学领域逐步确立自己独特的"间柄"结构,完成了从意向性结构到间柄结构的转向,他才完成了自己对风土论的修改。但是风土论与伦理学面临着许多质疑,笔者认为,如果说风土论是以伦理学为方法论来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理解的产物,那么风土论的问题就反映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