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村民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集体经济薄弱、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现行乡村政治文化环境及乡村关系冲突等是制约村民自治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村民自治的物质基础;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意识,使农民成为合格的村民自治主体;着力推进村民自治的科学化和法制化;理顺村民自治中的各种关系;营造村民自治法治环境,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城市民主的路径选择

城乡群众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尽管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都是写入1982年宪法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而且村委会这一民主载体还是中国农民学习、借鉴城市居委会的产物,然而经过20多年的洗练,与轰轰烈烈的乡村民主相比,城市社区民主却始终不温不火。联想到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参政能力等等相对而言高于乡村农民,这番“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格局似乎更令人感到尴尬和不解。     

城市民主的路径选择

城乡群众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尽管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都是写入1982年宪法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而且村委会这一民主载体还是中国农民学习、借鉴城市居委会的产物,然而经过20多年的洗练,与轰轰烈烈的乡村民主相比,城市社区民主却始终不温不火。联想到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参政能力等等相对而言高于乡村农民,这番“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格局似乎更令人感到尴尬和不解。     

村民自治的规范与法理——兼论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规范体系由法律、党的基层工作规则以及乡村非正式规则等构成。村民自治在规范和理念层面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乡村治理中不同主体的权力/权利诉求,反映了基层治理从运动式、组织性的总体治理向发扬基层民主、注重个人权利的依法治理的转变。在主体、规范和机制方面,村民自治存在主体错位、规范缺失、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规范村民自治、提升治理效能,要基于乡村实际,以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完善党的基层领导机制、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协同村内各类型主体关系、推进自治单元改革等条款,完善规范体系,强化内生自治的法理,实现“乡政”与“村治”的结构耦合和功能衔接,推进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法治化。     

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

从对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的历史变迁过程的观察可以看出，农民参加基督教会，其原因还在于当前农村中的正式制度和组织难以满足农民的复杂而多样化的需求。乡村基督教信徒由最初认同的“基督教会”转变为“家庭教会”，基本不再受基层国家权力的直接约束和管制．因而具有一定的“自治”和“自组织”色彩。在社会功能方面，南村基督教与国家乡村治理作用呈现嵌入关系，而在社会整合和规范方面，则与国家呈现出疏离关系。嵌入与疏离混合构成了当前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基于此，国家需要以制度的完善去容纳、培育和引导乡村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相一致。     

民法视野下乡村振兴中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与优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居于主体地位，这就要求乡村战略的实施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近些年来，虽然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监督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完善的监督体系，需要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有机结合。针对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有必要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扩大信息公开的客体种类并适度限制知情权，以增强事前监督；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党员在涉及乡村振兴事项决议中的参与度，以增强事中监督；扩大集体成员撤销权适用范围，通过对现行法的解释适用，赋予集体成员利用撤销权维护集体整体利益的权利，并增设集体成员派生诉讼制度，以增强事后监督。     

农民集体成员权、农民集体决议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范目的是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经由民主决策程序实现村民自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农民对集体所享有权利的总称,其行使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是实现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正义。农民集体决议行为是农民集体成员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村民自治的民法体现,其法理基础在于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基于民主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实现农民集体的公共选择。本文提出乡村治理体系"一体两翼"的理论:以乡村治理体系为"一体",以农民集体成员权和农民集体决议行为为"两翼";其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完善农民集体决议行为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实现。应妥当界定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成立和效力,区分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不成立与农民集体对外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并在民法典物权编对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规定做相应完善。     

科学发展观与村民自治刍议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村民自治。实施宪法、保障村民自治的自主与自治是基础，完善村民自治立法是当务之急。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基本结构对农民而言是非正义的。以农民为本进行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对纠正此非正义结构功用甚巨。     

一本研究中国基层民主的好书——评《乡村民主之路——中国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发展及其法制化》

最近几年 ,我国村民自治迅速发展 ,这是在有着几亿农民而又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实行的直接民主 ,它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也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 ,因而备受世人关注。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但刘丹此作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已有研究成果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第一、从理论上对中国的乡村民主之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合乎逻辑进程的研究。系统性是其鲜明特色。《乡村民主之路》从“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制约因素”等三个方面 ,把中国村民自治放在中…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执行权组织构造的考量与分析

作为一种二重性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在结构要素上可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部分,据此民事执行权在组织构造上应该分别贯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设立执行局,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内置式的改革模式。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构建应该符合民事执行权自身的性质和组织、运行规律,尊重法院作为司法权载体的组织与程序构造要求,切合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的整体目的。据此,在内置式改革模式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实践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题的情况下,外放式的改革模式可成为中国当代民事执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选择。     

从税权划分看我国地方税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税权划分规范与否,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能否规范建立和有效运行。针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收征管权交叉重叠等税收权划分问题,本文比较国际上通行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合理集权、适度分权”的分权模式。并指出赋予地方适度税收立法权、合理调整税种归属及其征管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前规范我国税权划分、重新架构地方税制体系的具体政策选择。     

垄断力的认定——兼评《反垄断法》第十九条

垄断力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目标企业的切身利益与反垄断法的实施，准确与否至关重要。我国刚通过的《反垄断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强调了规模在垄断力认定中的地位，容易给人以误导。在垄断力的认定过程中，首要的考虑因素是目标企业的市场份额，其核心是确保相关市场界定的准确性；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该相关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技术与技术创新的可行性以及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诸多其他因素。     

市场经济中的行政监管责任研究——以欧典地板事件为例

"欧典事件"暴露出行政监管部门的失职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使权力由单向形式改为双向形式,即使"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使"有权力者必有责任".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为解决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侵权人查找难题,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为公安机关增设了调查权。该调查权应当被定性为侵权调查权,不同于公安机关固有的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公法规范,调查权条款的正当性不仅源于理论层面的积极面向的辅助原则,更在于其对权利保障的现实意义。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行为的复合属性与公安机关兼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重定位导致侵权调查权与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难免竞合,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该调查权条款的适用主要产生两个法律效果:一是受害人的调查义务转移到了公安机关,前者的调查义务得以免除;二是“依法及时”和“查清责任人”的目标指向引发了调查不作为的认定问题。     

两种福利模式下的中西税权控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权因应社会需求不断膨胀,从而引发了"福利法治国危机"。而中国在"单位型福利模式"的政策指引下,税权亦严重失范,但其问题更多地存在于公共支出柔性强、结构不合理等方面;因此,从宏观的比较视野观之,中西都面临着税权的有效规范与控制问题,但方法却是迥异的:西方欲通过控税实现"福利国"改造;中国则应以控税的方式探求适合自己的福利模式。     

The power few: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and the reduction of harm

The promise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is finding ways to reduce harm from crime and injustice. The problem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is that so few experiments produce evidence of big effects from the interventions they test. On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may be concentrating scarce resources for experiments on the “power few:” the small percentage of places, victims, offenders, police officers or other units in any distribution of crime or injustice which produces the greatest amount of harm. By increasing the homogeneity and base rates of the samples enrolled in each experiment, the power few hypothesis predicts increased statistical power to detect program effects. With greater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and possibly less variant responses to greater dosages of intervention—especially interventions of support, as distinct from punishment—we may also increase our chances of finding politically acceptable interventions that will work.

监督行政的基点、机制及其实现

实现行政法治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为此 ,必须确立行政权是一种有限的权力之观念。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个方面着手 ,确保监督权力的独立性、可行性 ,并制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以保障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反异化——兼论服务行政理念的确立

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反异化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重要课题。“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共权力异化是公共权力“反公共性”的结果。公共权力反异化,既要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等方式,还必须考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要淡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的运作向服务行政的方向发展。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主体失范及模式转换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集中行政处罚全部相关权力的模式容易造成集中处罚主体的失范,其解决之道在于转换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模式———以“行政分权”及“行政处罚司法化”为目标,向政府法制部门集中行政处罚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