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新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历史联系

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边积极向苏联靠拢,一边主动争取加入国际共产主义社会,获取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冷战格局的形成和美苏欧洲战略的调整,催生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通过欧亚革命分工,将新中国置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对中国革命重要性认识不足,体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10月底,新中国领导人以苏共二十大以来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系列危机事件为契机,成功劝说苏联领导人在处理苏东阵营关系时,放弃大国干涉这一主要手段,转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重新规范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对新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一对外行为及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终于以大国姿态,在处理阵营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根据新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结合,存在一个关键前提,即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观念、体制和内外道路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和平共处方针并不能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思路,改革内政,因而很难解决导致阵营危机产生的根本问题。     

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

1949年至1965年,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并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历史特色:(1)1949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2)1954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在和平共处方针的指引下体现出灵活积极的态势;(3)1958年以后,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对苏东国家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逐渐收缩僵化;(4)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政策演变是影响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变化及成效的主要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后果及其矛盾

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要求的理论思潮与政策主张，其本质是推行以少数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苏东、东南亚及其故乡英美国家带来了消极后果，并在全球范围引起一系列新的矛盾。用辩证眼光分析新自由主义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     

新中国对港澳经济贸易的政策

本文比较详细地考察了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末新中国确定和贯彻对港澳经济贸易政策的过程。建国后促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关于港澳巨大经济贸易价值的认识。为打破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新中国在５０年代初注重利用港澳来进口国内急需的建设物资。但从１９５４年起，中共中央制定和执行了对港澳以出口创汇为主的贸易方针，使港澳很快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地。新中国对港澳经济贸易政策不仅有利于内地的经济建设，而且有利于港澳特别是香港的经济起飞     

中国经济今年将转型保民生

作为为来年政策定调的重要会议，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眼球。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这意味着中国持续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刺激性政策正式进入“终结期”。换句话说，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型年；同时，2011年也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一年，中国将在2011年开始为“十二五”计划奠定基础，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是2011年的重头戏。     

《第八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文集》出版

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会长巴忠伎主编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第八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文集》于2010年9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4至5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在举行了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此次论坛的120余名经济学家、金融问题专家、     

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

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在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起步早、层次高、领域宽、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显著等特征。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战后和平恢复时期，中国对越援助历经由军事援助为主向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导向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转变，不仅创新了援助方式，创立了援外管理机制，制定了基本的援外程序，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援外队伍，而且形成了对援外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原则，对其后的援越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中亦极具开创性意义。     

试论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列宁具体分析了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这一政策为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综述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2013年12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农业专家、学者、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250余人出席会议，此次论坛主题为“粮食与国家安全”。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