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公安机关“不作为”网络舆情应对之不足与完善

质疑警察"不作为"的网络舆情日益增多,不利于警察形象维护。网民对警察"不作为"的指责往往是由于其对警察职责认知的偏差甚至情绪化的表达,缺乏理性的思考。以"天价虾"以及"农妇追凶17年"事件为案例导引,描述了我国警察"不作为"网络舆情的基本现状。指出公安机关在应对"不作为"网络舆情过程中存在舆情意识不强;缺乏对警察"不作为"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把握与认知;公安机关内部、公安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联动应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当从意识层面、规范层面和制度层面予以完善。     

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

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兴起,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而且,网络民意有时表现为无序和非理性,这就给政府管理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本文对网络舆情的特点、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进行研究、探索。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解决。电子政务视角下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职责

网络舆情在彰显公民政治态度,保障公众舆论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情绪舆论、负向舆论以及虚假舆论的滋生和蔓延。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围内,防止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销蚀,是构建网络舆情生态的关键性议题。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要转变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以达到网络舆情风险控制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网民网络舆论自由的权利,又要适度干预网络突发舆情,以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同时,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技术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探索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虚拟整合与网络社会的群体性焦虑——以网络刷屏为例

自媒体上频繁发生的各种带有批判性的网络刷屏,其本质是在虚拟空间聚集起来的集体情感,也就是异常事件所暴露的有限危机经网络传播而引发的群体性焦虑.但是,网络刷屏所表达的群体性焦虑并不是一种原生心态,而是由虚拟整合"制造"出来的大众心理,其生成根源在于虚拟整合跨时空的建构性.作为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社会心理状况,群体性焦虑实际上是平台型社会生产结构的产物.平台对外和对内的双向技术赋权,形成了以正向反馈和循环性积累为基本特征的自我增强机制.以充分传播和密集涌现为基本特征的网络刷屏,正是这种自我增强机制所释放出来的传播效果.针对网络刷屏的舆情治理,必须立足于群体性焦虑这一基本认知,进行以消除焦虑为基本取向的情感治理、内容治理和过程治理.     

社会沟通视域中的网络舆情研究体系探析

网络舆情及舆情工作是政府和网民以网络为媒介开展社会沟通的过程。基于社会沟通视域研究网络舆情,可将网络舆情与社会沟通的基本要素综合起来,形成多维度的研究体系:一是网络舆情沟通主体研究,主要探讨网络舆情中政府和网民的构成及心理、行为特征等;二是网络舆情沟通客体研究,主要探讨网络舆情的类型及传播特征,以及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开展;三是网络舆情沟通媒介研究,主要探讨网络、传统媒介及其他渠道在政府与网民之间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新时期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关”。本文在对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法制建设上的不健全、媒体平台权力分配上的失调、公众对网络舆情判断力较弱、宗教组织在应对上缺乏主动性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过程中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宗教网络舆情法规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能力;三是推动大众参与维护舆论的理性平衡;四是引导宗教组织增强舆情应对的主动性;五是提升政府宗教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     

政府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问题及对策

与政府部门或个人有关的突发事件极易成为舆论中心,引发喷涌状的网络舆情。由于网络舆情应对体制、机制存在缺陷,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网络舆情缺乏正确认识和基本应对方法,因此在政府危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中普遍存在着应对不当、处置不力、引导无方的问题,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在互联网与网络舆情深度互动的现实背景下,以创新思维,健全联动机制、预警机制、处置机制、引导机制和管理体制,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不仅是重塑政府形象的必要,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表现和有效途径。     

大数据时代公安机关网络舆情管控的思考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特别是被称为第四大媒体的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给大众带来无限信息享受的同时,也给公安机关的网络舆情管控带来了舆情苗头发现难、舆情分析难和舆情应对难的挑战。公安机关应将"大数据"运用于舆情发现,实现网上源头发现和现实治理相结合;将"大数据"运用于舆情掌控,适时转换议题,实现日常监管和专项跟踪相结合;将"大数据"运用于舆论引导,实现理性引导和依法处置相结合。     

国家大数据战略下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策略

国家大数据战略不仅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政策支持,为社会治理变革提供技术引领,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机遇与挑战。为系统化指导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工作、克服对策与建议过于零散、宏观的弊端,基于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网络舆情系统化治理路径,包括更新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观念,重视治理技术创新,建立健全舆情管理的组织实施机制、舆情应对与处理机制,培育网络舆情治理人才,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建设等。     

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转型期产生大量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尽管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各不相同,但矛头基本上都指向了政府,这从侧面反映出政府在网络舆情突发敏感事件的治理上存在明显缺陷。因此,政府从各个方面来优化自身的治理策略,是有效预防和处置网络舆情的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     

微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特征、问题与治理

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微时代,涉警网络舆情在匿名机制下得以迅速传播,给公安机关的治理带来极大挑战。涉警网络舆情微传播具有快速性、互动性、持久性、难控性等特征。尽管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的举措,但公安机关的应对实践并不能有效引导舆情的理性发展,仍旧存在认识上重视程度不够、资源上基本保障缺失、能力上研判引导不足、治理上理念方法滞后等问题。公安机关应转变管理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在涉警网络舆情治理上,积极探索与新闻媒体、公司机构、社团组织、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机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挑战与变革

"治理"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它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化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新形势,社会治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形态。本文对治理的基本内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路径进行了研究。     

积极提升执政党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

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是指执政党能够对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进行有效引导的能力。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强能力建设:一是掌握舆情社会成因,主动开展心理疏导;二是整合舆情治理力量,形成全党参与格局;三是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及时正面加以引导;四是加强依法治网原则,着力规范网络行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它以互联网为背景,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偏差性和蝴蝶效应等特点。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也极大地挑战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效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对政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事件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真实、准确有关。因此,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应主要围绕网络事件信息发布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