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社区建设是转型期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础路径。目前社区建设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自治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加强社区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主要存在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社区自治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一些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按照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要求,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依法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尽快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要依法推进社区自治,不断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要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和处置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和考验。     

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赖于一个发育完善的公民社会和一个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和谐社会的意境中,社会管理将更多地向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化;在党的领导下,社会管理由政府单一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发展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野将被社会各参与要素的共同治理所替代,公共利益将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必然要求以公共利益为核心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推进市场治理创新,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治理,要在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关系,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公共责任机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同步增长。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社区矫正检视

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区矫正自2003年开始试点到《刑法修正案（八）》写入刑法以来,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国际立法潮流,优化了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促使刑罚资源有效利用.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刑事惩罚的刑罚目的、社区的含义,我国的社区建设情况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地危险治理值得我们思量.     

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广西南宁为例

基层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目前南宁市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服务与治理存在的弊端较为突出,如机制体制不完善、服务供给不足、功能单一、资金不足等,如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各项需求成为当前南宁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公正、全面、均衡的网络治理模式。我国要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     

网络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刍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网络人士是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体现独特优势和作用.针对网络人士在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存在的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制度不健全、平台载体欠缺、组织...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对策探究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了明确部署。从共同体理论着眼,目前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政社互动机制不健全,职权责不对等、负担过重,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需要的契合度不够高等问题。因此,要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厘清权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一体化发展,增进认同。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社区建设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把社区建设作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不断强化城乡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努力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城乡社区,化解于萌芽状态,才能确保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进而为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与转型

社会治理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科层式模式与合作化模式两种。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更多的是采用科层式模式。而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合作化治理模式将成为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理性选择。要实现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型,必须突破目前的体制性障碍,重塑组织功能,梳理条块关系,整合社会资本,以实现社区公共资源的科学有效的配置。     

创新是改革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必由之路——以福建省三明市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建设为例

城市社区治理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在居站分设、减少管理级、居委会整合等多个维度展开,但体制不顺、机制不畅、效率不高、行政任务多的问题突出。应当从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新型运行机制,加快信息化和网格化建设等角度,促进社会治理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