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展开的,其必然以外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相关制度为给定的前提。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化的司法潮流,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提高司法公信力

<正>十八届四中全提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中的第三个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历史,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重点突破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21世纪之初)。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     

河南省人民陪审团试点中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以司法公信力为视角

在人民陪审员日趋花瓶化的背景下,河南的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可谓开创了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之先河。争议声中的陪审团试点工作有序展开,逐渐深入,不但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陪审团成员库,而且将陪审团试点应用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诉讼,所处理的案件亦具有明显的服判息诉率高的特点。与此同时,因受制度、体制制约等因素的影响,人民陪审团尚没有充分发挥其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作用,还存在陪审团成员选任机制不健全、陪审团功能定位不明确、陪审团参审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亟待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以进一步扩大司法民主的路径,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并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陪审团制度在法律上得以确立。     

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实证分析--以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运作为视角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改革措施,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期待。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包括刑事被害人救助,涉检信访案件信访人救助,举报人、证人、鉴定人救助等,其中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发展得比较成熟,是其他救助类型的参照。因此,本文仅以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为研究对象,梳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提出立法建议,并对救助后追偿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思考,以期对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所裨益。     

论犯罪嫌疑人的诉权保护——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被虚置,公安机关刑事追诉自由裁量权在现有条件下有被滥用的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诉权甚至生命权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目前司法机关设置体制框架下,由肩负客观义务的检察官对公安机关刑事追诉权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具体侦查监督措施,是目前体制下保护嫌疑人诉权的现实路径。     

司法科技推动司法改革——以法院科技化建设为视角

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力量,对法制观念、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机制和法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院科技化建设作为司法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科技强院战略要求、司法为民和司法便民的司法理念,也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成本,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再思考——以检察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对刑事被害人给予经济上的救助是当前其最迫切的需求,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救助制度,以填补立法空白。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经济救助对保护人权、提升政府公信力、追求正义价值等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功能,需要将该项工作尽快规范化、法律化。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认定——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为视角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证据不易收集又易于灭失且较为单一,但毒品案件侦查中抓捕时机把握不当、证据收集不到位和不规范、证据印证意识差也是个中原因。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认定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口供、言证、毒品、鉴定结论、通话记录清单和电子秤、封口塑料袋等证据材料的审查认定。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以J省检察改革实践为样本的研究

作为司法改革体制的基石,近年来,司法责任制改革有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已经取得的实践性经验的基础上,非常有必要针对实践性经验,从司法理论上对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的涵义进行再度剖析和厘定,科学确定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背景下的检察机关责任承担模式。通过对个体改革样本加以深度描摹的方式,总结司法改革的理论理路,可为司改向纵深推进提供助益。     

在优化制度设计中提高司法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其中,司法是调整社会关系及秩序的总开关,是法律实施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方面。司法及其结果与公民权益密切相关,是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领域,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工作机制的完善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从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以期保障该工作机制的深化发展,切实达到＂确保逮捕质量,促进严格执法＂的改革目的。     

以关系为视角的加拿大原住民司法

司法除了应该及时保护社会外,还需要包涵以下目标:使得加害人在情感层面上了解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止发生在被害人一个人身上,与被害人有关的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确定加害人生活中的哪些不和谐因素导致了犯罪,并且为加害人努力塑造其他各种关系来减少重复犯罪的可能;寻求途径使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都能摆脱受损的关系,因为在犯罪发生后他们都被束缚在了受损关系上.可见,关系模式中对加害人的惩罚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惩罚,二者基础不同.后者的基础是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的刑罚,而不考虑加害人对自身罪行的理解和悔罪程度.而在关系模式中,惩罚的重点在情感层面,惩罚的基础是悔罪.一旦用关系的视角看待犯罪,便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些基本理念,它们没有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精致.     

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以其特有的冲突解决方式实现了传统刑事司法很难实现的社会效果,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推广,也十分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由于采取非诉讼和非刑罚的方式,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冲突的解决中居于主导地位,颠覆了传统司法的国家主导及刑罚为主的模式,尽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公平与正义性却遭到质疑,成为在我国确立推行的障碍。辨析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不容置疑。     

司法资源下沉的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以基层法院为视角

社会转型带来纠纷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变化,暴露出传统分散调解机制资源浪费的现象。一方面是法院外各种调解和仲裁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是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我国《人民调解法》实施后,在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出现与立法预设并不完全一致的发展趋势。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全面的职能观,在具体的执法办案活动中正确把握运用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起诉权,积极探索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健全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适应的繁简分流工作机制．     

环境法庭的正当性分析——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环境法庭从诞生至今,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作为应对急剧增加的环境纠纷的新事物,其从诞生至今,褒贬不一。在基层设立环境法庭,由于其缺乏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依据,受到理论界的一些批评,本文以能动司法为视角,从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法庭的正当性,以期为解决环境法庭设立的正当性危机,同时也为环境法庭的完善提供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