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及其历史起源

西方公众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诸多误解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根源,即关于旧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探险是二战前德国保持对西藏地区"接触"的主要形式。德国探险者制造了一个德国版的"西藏神话",并渲染了中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负面形象",深刻影响了德国公众在西藏问题上的心理结构。我们要更加重视"基础性"的工作,争取利用有效方式破除西方人意识中的"香格里拉神话",告诉西方公众一个真实的西藏。     

国之交缘何民不亲?——中德经济依存与民众好感度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中德经贸关系密切,政治文化交流深入,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度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却比较低,且这种评价呈持续下降的态势。这说明,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不见得带来民众间的好感。本文从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变化中的德国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处于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原因,同时从中国的多重国家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考察影响德国对华认知的中国因素,并对未来改善德国民众对华认知,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     

丝绸之国与希望之乡——中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

早在古代希腊罗马人当中,中国就已作为丝绸之国而闻名。中世纪时,德国人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和"契丹"。在德语文学作品中,赛里斯首先作为梦幻般的丝绸之国出现在13世纪沃尔夫拉姆的英雄史诗《帕其伐尔》中。在15世纪诗人罗森斯普吕特的《祝酒歌》中,"契丹大汗"则与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国王"约翰长老"一起以巨富形象出现。通过对"赛里斯"、"契丹"和"约翰长老"的源流进行梳理,本文再现了中国形象在中世纪德国演变的过程,并揭示出德国历史、宗教、政治因素对建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媒体与公众的视角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西方对中国的表现有不同的认知,国内学者普遍认可中国的立场、肯定中国的形象,而西方国家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本文认为,西方媒体和公众的认知偏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西方媒体为公众提供的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信息有失公允,而公众对相关信息的接受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为改善和提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形象,中国需要改进气候变化信息的传播观念和方式,促进气候变化信息国际传播的多渠道发展,改变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德国党卫军考察队1938-1939年的西藏考察

1938-1939年的党卫军入藏考察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西藏考察,德国首次建立了与西藏之间的直接联系,德国人第一次进入了拉萨,获取了西藏地区数量惊人的科学资料。对西藏的强烈研究兴趣、寻找原始雅利安人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遗存、通过科学考察提高党卫军的声誉等因素相互交织,促成了此次西藏考察。考察同时展现了以二战为背景的德英政治关系。尽管党卫军西藏考察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当代被过分渲染和夸大,但德国人在此次西藏之行中所作的观察和记录对于国内近代西藏研究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德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例

作为德国旅游媒介，德语版旅游指南是如何介绍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形象的？从中又产生了哪些文化异同问题？这构成了本论文的核心问题。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实例出发，通过对物质文明异同、文化异同和制度异同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界定德语版旅游指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德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例

作为德国旅游媒介,德语版旅游指南是如何介绍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形象的?从中又产生了哪些文化异同问题?这构成了本论文的核心问题.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实例出发,通过对物质文明异同、文化异同和制度异同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界定德语版旅游指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

本文对欧盟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所展开的博弈和各方互动机理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旨在探寻欧俄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文章选取了四种分析路径:第一,剖析欧盟与俄罗斯所持有的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理念分殊,阐释观念性的对立对于当前这场纷争所产生的效应;第二,解析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争取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两个对冲型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分析路径依赖因素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第三,考察欧俄关系演变期间的关键性多边框架——欧、俄、乌三边关系的新态势,透视这一重要外部环境的制约性缺失所引起的后果;第四,通过把握这一多边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化来研判俄欧关系的演进趋势。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

本文以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重点围绕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描述,通过对所选教科书中国历史描述内容的梳理和分析,界定其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取向,在此基础上确定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五种中国形象建构类型。相关研究旨在了解德国中学教育历史观和中国历史观,促进中德人文交流,这也是本文学术目的之所在。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近年来德国智库对中非经贸关系的评论及其启示

德国智库有关中非经贸合作的研究包括贸易、能源、投资和援助等方面。德国智库的研究认为,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中国对非的发展援助新理念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与此相应,德国智库指出了西方部分媒体和民众对于中非关系存在的错误认知。但是,德国智库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在非洲能源政策上的不透明,没有顾及当地的人权、良治和民主建设,忽视劳工、环保和社会公正性标准等。本文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作者自己的思考。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论歌德的和谐观

歌德在精神上接近"和谐"这一西方思想财富。在温克尔曼的影响下,他倡导通过艺术重新恢复古希腊社会中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自然与艺术的和谐统一。其和谐观既受古希腊和谐理念的影响,又与他接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密切相关。歌德在德国现代批判哲学启发下的整体论思想与对立观丰富了其和谐观。     

福柯视域下法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镜像

法国小说中的中国镜像,不仅体现了"东学西渐"的魅力,更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基调使东西文化产生碰撞。中国文化对于法国思想、文学具有一定的浸润作用,法国作家在展示自己民族个性的同时也汲取着中国元素,形成了"法国人视域下的中国镜像",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很好的解释了这种"异质"文学风格的产生。"法国人视域下的中国镜像"从本质上反映了东方的神秘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对于个体自身反思所产生的"他者"环境下的"自者"实现以及对于自身之"道"的体悟。     

韩国人对华负面认知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途径

中韩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近些年,两国关系由"暖"变"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而应积极加强对韩公共外交,促进两国友好关系顺利发展。韩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韩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意义不仅局限在两国关系上,它对于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主要就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及其对中韩关系所起的负面影响作用以及应对之策,做简要分析和探讨。     

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驳

支撑"中国威胁论"的知识论据,是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总结,它认为大国财富的增长必将产生军事影响,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方式颠覆既有的世界秩序。但传统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东亚国家体系在结构上迥然不同,前者一向大国林立而且相互竞争,后者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封贡关系。它使欧洲和东亚世界在处理体系内部关系方面,形成了差别明显的经验传统,特别是对暴力的认知与运用上,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路径。这种历史经历仍然深刻影响着不同区域国家对大国"崛起"问题的感受和认识。中国文明复兴必须置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传统中,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与对待。     

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李白热”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的认知。20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历史教科书是建构民族成员历史记忆乃至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在印度民族认同建构中,历史教科书如何认识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邻国和定位中印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印度中央和六个邦现行的高小(6~8年级)、初中(9~10年级)阶段历史教科书,可将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按印度史的分期大致分为近代前、近代、独立后三个时期。近代前,中国是印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友好邻国、物质文明大国,而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印是"学生-精神导师"关系。其中,西藏被塑造为印度文化圈的成员,而非中国的一部分。步入近代后,中印同样在帝国主义殖民浪潮冲击下,经历了衰弱和被剥削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教科书将中国视为"难兄难弟"。独立后,中国仍然被书写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但中印之间围绕边界、涉核、涉巴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中国也开始在教科书中被视为对手和威胁。此外,印度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地方视角也导致了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差异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