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细节”

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到处一片“要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议论声中,我不敢说中国的企业家就是容易“露怯”的企业家,但我却敢说中国的企业家是不大注意“细节”的企业家,当然不是全部。     

骨病克星夏大中

夏大中发明的“骨炎系列”药的神奇疗效,不仅已令中国成千上万的骨炎患者铭感五内,而且对中医中药成见甚深的西方医疗界,也有人认为夏大中的骨炎治疗理论和他所发明的“骨炎系列”药无可挑剔。1993年,“骨炎系列” 已打入对中药审查最苛刻的美国市场。 骨病是骨髓炎、骨结核、骨脓肿、脉管炎、化脓性关节炎、深部脓肿、无菌性骨坏死、骨质增生、椎体肥大、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总称。特别是骨髓炎、骨结     

“表王”的世界——访香港“得利”集团主席、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会长梁伟浩

在见梁伟浩先生之前,最先触动我“好奇”神经的是,他父亲给儿子起了个好名字,在中国方块文字中,“伟”和“浩”均含“大”之意,以“伟浩”为名,“大”“大”相连,其意无穷。那日,梁先生让其秘书打来电话,约我见面。当我在他公司办公室同他第一次握手时,我几乎脱口而出:“人如其名”——“伟”岸现于身(1.8米的身材),“浩”气藏于胸。对眼前这位汉子将17年前的一家小型钟表作坊变成今日蔚为壮观的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葛殿军同志: 你寄给《河北日报》编辑部的信转给了我。你们在学习“两本书”的过程中,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上不太一致,这并不奇怪。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供你们参考。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仍然坚持我在本报2月25日那篇文章中的观点。“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二是要有‘中国特色,,这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     

邓小平的行政组织目标观

邓 小平同志关于行政组织目标方面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 ,立足于中国国情 ,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行政组织目标观。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将此座右铭贯穿其革命生涯的始终。在他所著的《邓小平文选》的三卷中 ,不断地提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人民观。邓小平的人民观是建设有中国…     

周作人与《四世同堂》

年初看到刘绍棠同志一篇文章,对一份要求保存北京八道湾鲁迅故居的呼吁书中,把周作人和鲁迅并列为“世界文化伟人”表示很大的义愤。刘绍棠说“周作人是民族败类大汉奸,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确是历史事实。对这样一个人。中国有人把他称作“世界文化伟人”,还有人把他列入“世纪文学大师”,我以为是极不应该的。刘绍棠的义愤,是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周作人是个什么人?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积极份子,参加《新青年》的编撰,参加发起“文     

一个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纲领——评“民主中国阵线”的纲领

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一伙被中国公安机关通缉的逃亡分子于9月22日到24日在巴黎召开了所谓“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并在“成立宣言”中亮出了这个“阵线”的“纲领”,即“结束一党专政,维护基本人权,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中国”。 我拜读了这个“宣言”及“宣言”中宣布的“纲领”,并遵照“听其言、观其行”的古训,将他们这伙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同他们新炮制出来的“二十四字真言”加以对照,发现这个所谓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纸用小小的骗术掩盖着见不得人的阴谋的政治传单,叫     

一周大事(1992年9月21日——9月27日)

中国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建议十四大于10月12日召开我发言人指出 美参院“一九九二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干涉了中国内政 我外交部发言人9月22日就美国参议院17日通过已经众院修改的“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香港问题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是中     

藤野先生的最后命运

读过鲁迅散文《藤野先生》的中国人，数以亿计。鲁迅在这篇深情怀念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说“……在我所认为的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面壁与听歌

时光匆匆,世事苍茫,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已近50周年了.面对近年日本某些从政者讳言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的侵略战争,甚至诬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捏造”,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无已.曾有年轻人问我:在这辗转动荡的八年流徙生活中,你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我回想良久:自己三次     

我的劳改生涯

在中国文学馆讲学时，有听众问我：在你漫长的劳改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我说，当属“丈革”年代一场四月飞雪的记忆。对我来说，那是仅次于死亡的生命休克。笔者现将这段剜心的历史伤痛呈现给今天的读者，以“温故知新”。     

文化失范与青年越轨——青年文化的法社会学思考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中国的文化发生革命,在其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的文化却发生了断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几十年的革命文化几乎是两败俱伤,西方的异质文化在“开放”的潮流中乘虚而入。象地壳板块的碰撞,你挤我压,引起了八级地震。带着“文化大革命”创伤开始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的历史又一次走进了文化的失范期。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在这次的文化失范中产生了青年文化。一 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青年文化的生成和崛起。“逆反”一时间成为一种时髦,对主流文化的不认同,随之而来的“越轨”行为和文化上的标新立异常常使社     

监督何须“请”

官员履新,来一通铿锵誓言,似是中国古今官仪成规。不知从何时起,如今的新官上任,在其履新誓言中总要着重强调,“请全X人民监督我!”有的承诺更加煽情,“爱我,就请监督我。”一个“请”字,就颇堪玩味。而把     

法拉齐一席话

也许是出于“旁观者清”、“兼听则明”,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曾有报家举办过“外国人看中国”的征文活动,其时,未知曾到过中国的意大利记者法拉齐这位外国人“对中国是何种观感”?然而前不久她再次来华说过的一席话,则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法拉齐曾于1980年来过中国,去年她第二次来华时,对采访她的中国记者说:“我这次来看到变化了的中国,看到了许多欢乐,     

一封寄自大洋彼岸的来信

我是在美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这五年来一直靠《瞭望》获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感觉.今天看到贵刊95年44期上有一篇题为《瞭望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的文章,不由地提起笔来要对你们的认真、尽职的工作表示感谢.如果要说“瞭望”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那么我说它是我读到的中国出版的所有刊物杂志中我最爱读的.我在美是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多年来一直想从中国的经济学刊物或大学学报上读一些反映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文章,但不幸的是国内的学术刊物很少有值得我们去细读的文章,而《瞭望》周刊上几乎每期都有值得让我细读的东西,如两年以前(93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新闻分析,这一期     

神会本质——从现象学引发的革命看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

传统哲学追问到的“本质”是“我思”出来的,它是纯对象性的;现象学的“本质”是“我看”出来的,它因此而投入了“我”的意向性;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将“我看”改写为“我做”。在“我做”的关系中,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本质”和一种全新的“思”———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在这里,本质既是对象也是“我”,既非对象也非“我”,本质不在“终点”,而在“路”上;本质不再是对象固有的,而是人赋予的,本质因人而异。思则是对这样的本质的“神会”。“神会”是内在于“做”的“思”,是“做”中之“思”,它不需要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它是走出认识论的新型的“思”。神会作为原生态的思,面向原生态的本质,因此,它不是思的浅化和消解;相反,它走进更深层的本质,并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根底性揭秘。     

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吴庆瑞谈中国对外开放

“我相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能成功,并希望我能为此作出微薄的贡献。”这是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吴庆瑞博士,去年五月同中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见中讲的一句话。 吴庆瑞博士于一九八四年五月正式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担任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同年十一月又应聘兼任我国旅游业顾问。五月三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对国务委员谷牧说:“我愉快地接     

我的“中国缘”

我的中国名字叫“橄榄树”，是油法文名字译义而来的。说起来，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是在1988年，那次旅行的确带有     

我与“光大”

人们说,我是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人物。其实,我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还很不够。我之所以引人注目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家族的关系,特别是“文革”前我的妹妹王光美是国家主席的夫人,有的海外朋友戏称我是“红色中国的国舅”;第二,恐怕就是因为我到香港创办光大公司的缘故了。 《瞭望》征文的总题目是“我与这十年”,可光大公司诞生至今只有五年多。但“光大”与“这十     

廉政光靠监督是不够的

几天前,交通部长张春贤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捎话:“欢迎大家对我进行廉政监督”。应该承认,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番令人感动的表白——毕竟在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能向公众发出如此邀请的,纵不足孤例,至少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