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大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法苏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立即走上了联合抗德的道路,并将合作关系维持到大战胜利结束。归纳起来,战时法苏关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法苏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除了考虑战时需要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战后的政治和安全。第二,德国问题始终是法苏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上的相同利害关系成为它们合作的主要基础,美英因素对它们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第三,合作是战时法苏关系的主流,但双方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战时法苏关系的基本面貌,大大丰富了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关系…     

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

东正教自它传入俄罗斯巳逾千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它与苏联、俄罗斯的政教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在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宗教热。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德俄（苏）关系的历史透视

在德俄（苏）关系的发展史中，曾有过＂亲密无间＂的阶段，也有过＂流血拼杀＂的时期。围绕着国家与民族利益，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时紧时松，循环往复。从德俄（苏）两国的地理位置、民族传统和历史经验来看，德俄关系不是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而始终是一种影响全欧乃至世界的战略关系。     

前当印度尼西亚的对外关系

苏哈托于1988年3月开始连任第五届印尼总统,并组成了第五届内阁。这届内阁撤换了原担任过十多年的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任命曾经长期担任印尼副总统秘书的外交官、驻联合国大使阿里·阿拉塔斯为新的外交部长。这是引人注目的,人们必将关注印尼今后的外交动向。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Ⅱ)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Ⅰ)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制造业的郊区化——兼论美国郊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流程的优化,工厂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重工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使得美国制造业产生了向郊区发展的动力。工业地产商的开发活动和铁路的出现也使工业在郊区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879~1954年间,美国郊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都超过了中心城市,呈现出郊区化的态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兼并郊区的过程中,制造业郊区化的部分成果被城市化吸收,从而促进了美国城市化在1920年的基本实现。     

偏见、互疑与海权:论一战前英德关系的倒退及影响

虽然一战前以"海军竞赛"为特征的英德矛盾是时下热门话题,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德两国由合作走向纷争的过程与原因。在回顾和分析英德两国自19世纪后期起的决策思想与演变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英德关系之所以呈现上述倒退是因为战前两国外交精英在各自"战略偏见"的指导下使双边政策互动陷入了一种"战略互疑"的泥潭之中。由此,两国关系在并无多少根本冲突或竞争的情况下渐趋冷淡、疏远和敌对。同时,由双边关系倒退导致的海上竞争不仅改变了英德关系的走向,而且也重塑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海权和战略格局,导致了英国世界霸权的加速衰退和列强地区争夺的加剧。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一战前国际关系史的理解,也能为今天的大国关系提供有益借鉴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