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税务所长的困惑

<正>我的一位朋友,当过老师,编过杂志,后转行当了基层税务所所长。他说,基层税务部门的工作,高中生来干都绰绰有余,而他这个所长因是知识分子出身,就想倡导一下"文明执法"。但他很快发现这条路很难走下去。"基层税务文化和我理想中的东西差得很远。"这位朋友说,"你以文明态度对待纳税人,他以‘潜规则’对待你。你要对他文明礼貌,执法就无法完成,税都收不上来。只有你手段残忍点儿、厉害点儿,他还能服你,说‘这人行,有本事’!反之,他说你是‘书生’,说你‘没手腕’,不理你。"税务所长的"文明"热情迅速冷却下来。显然他弄错了一件事情,就是以为"文明执法"会令征税过程更顺利,双方     

“未来是我们年轻人的”

<正>独立公益人、策划人谈晓芸"90后"(2011年参选上海区县级人大代表,后因各种原因"主动退选")"我说想做国家总理,但真让我做总理了,我能干得好吗?可你不能对年轻人说‘你不能做总理'‘你不能有这个想法'。一个小孩子说想上月球,你从小就告诉她‘你上不了月球',那她就没有这个想法了。你要告诉她什么都是可能的,但她得首先提高自己的能力,我们年轻人要先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待水到渠成。"     

李楯:自己活也要别人活

"孔子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他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谁也不听他的。但他为人的标准绝不在身外,而是只做我认为应该做的。""我们缺乏忧患意识,却有极强的敌情意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64岁的李楯说,"我们只有一对一错,你我不一样,肯定是你错我对;你不改,我就要强制你改,坚持不改,就把你     

“异蛇”熊国剑

<正>在江永有男人气概的远不止一个熊国剑,熊国剑才得以成为熊国剑。他因为执著于所追求的价值,一辈子的副科级,但他内心里没有遗憾。在江永,老百姓能对官员说出来的最具威胁力的一句话是:"我找熊国剑写你!"说这话的人不用认识熊国剑,因为20多年来,熊国剑的笔惯于替别人说话。     

40年理想如一梦

理想,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现在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题目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人家会说:都60岁了,还“理”什么“想”? 其实,60岁了,也还是有理想的。过去有,现在也有。回想过去了的40多年,我们不断为理想而奋斗,说起来,像梦一样,可人又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 40多年前,我18岁那一年吧,看了一部描写地质队员的电影,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地质队员,为祖国效力。我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学医的,他很不同意我去学地质,他说学地质有什     

柯华:民间保钓应该国际化

58岁的柯华,从2002年起连任两届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2007年卸任,但"保钓"仍是他生命中的大事。"关键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还是模糊不清的,这是钓鱼岛最大的问题,我们两岸两兄弟还在明争暗斗。"柯华认为,今后的保钓运动应该更国际化:"我们要跟台湾、内地联系,了解两岸同胞的想法,也要跟日本民间联系,总不可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一见面就打架。""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常常说:钓鱼岛是我们固有的领土。如果别的国家在中国某个地方驻有一支军队,你能接受吗?如果英国佬在西藏驻军,你能接受吗?实际情况是:在我们这个‘固有的领土',现在长期有日本的军队驻扎,这怎么解释?南沙20多个岛,现在中国有效控制的只有3个。如果你在钓鱼岛问题上强一点,可能南沙群岛的问题就少多了。"     

一个“四月青年”的彷徨

<正>2008年4月的那次事件是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对西方迷信的一次祛魅,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而对政治、社会方面的很多问题当时还都没开始面对,也没开始认真思考。我算是一个"4月青年"。之所以说"算是",是因为这个词跟"80后"联系得更紧密些,我出生于1970年代中,出去留学晚,当年一起奋斗的那些朋友都比我小不少,我在他们面前是老大哥,在组织活动方面是带头的。另外,"4月青年"这个命名是后来才有的,算是社会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种"追认"吧,我过了好久才知道有这么一说,但也乐意接受;最近跟磊子说起"4月青年"这个说法,他竟然从来没听说过。磊子就是"80后"了,我们是一起     

搞地产,台湾人为何做不过香港人?

正近期的房价狂飙,让我想到了一位台湾朋友。说是朋友,其实算不上。4年前,在台北的一个饭局上,我们有过一面之缘。我现在想到的,是他的投资观念对我的"震撼"—很遗憾,我现在才被"震撼"过来。他是国民党的"官二代",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好工作。后来,找亲戚借钱开了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工厂,出口美国和日本。再后来就不做了,开始经营会展和广告公司,主要帮台湾中小企业在大     

男人都想遇到王佳芝

李安说,情爱关系是《色戒》要表达的重点,看过整部片子后观众会了解他的用心。没有看到删节的镜头《,色戒》是不完整的,但也不觉有什么遗憾,没有了色,情还是在的。在最后关头,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有人说因色,有人说因情,有人说因色而生的情——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情字。     

男人都想遇到王佳芝

李安说，情爱关系是《色戒》要表达的重点，看过整部片子后观众会了解他的用心。没有看到删节的镜头，《色戒》是不完整的，但也不觉有什么遗憾，没有了色，情还是在的。在最后关头，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有人说因色，有人说因情，有人说因色而生的情——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情”字。     

王正华 我不是搅局,我是顺应大局

<正>"说我搅局是不全面的,首先是市场有这个低价的需要,我去满足它,究竟谁是搅局?这个‘局’最后应该是市场这个大局,是市场需要这个大局。我的出现是迎合了市场需要,我们的定位是自掏腰包的人。"不必讳言,王正华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是追求一种低成本的营销方式,"要不然机票怎么卖?"他说。与其他航空公司不同,他们既不经过中航信的售票系统,也没有通过代理,他们开发了自己的B2C售票系统。     

谢谢！谢谢！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新上任的代市长朱森林在市政府311会议窒会见了参加“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活动的十九位市民代表,当记者介绍暨大毕业生朱川很早就提出设立“教师节”的时候,朱森林热烈地与他握手,说:“谢谢!谢谢!”前年,在暨南大学举办的“一二·九”演讲会上,朱川同学满怀激情呼吁设立“尊师节”。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节日:建党节、建军节、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林林总总。但我们不能不觉得很遗憾:我们没有一个‘尊师节’。”为此,他和同学们曾自     

从“沉香”到“木炭”

<正>一位年老的富翁的儿子,由于十分感动于父辈创业的故事,决定出外寻找财富。他远涉重洋,终于在热带雨林中找到了一种会散发出香气的树木。然而等到他把这种树木运回家乡,搬到市场上去卖,却无人赏识,而令人气恼的是旁边一个卖木炭的小贩却总是生意兴隆。第二天,儿子把那种香木烧成了木炭,挑到市场上后也很快就卖完了。然而遗憾的是,他烧成木炭的香木,正是这个世界上珍贵无比的"沉香',只要切下一小块磨成粉末,价值就超过了一车的木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思     

让穷人和富人各得其所

正里约奥运会,它到底有多"尴尬",这已经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应该探求比"最穷奥运"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个国家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开门见山:这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的问题是,它的国民和企业并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活动,他们在做别的。如果再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治理有点问题—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各得其所。     

立国自有疆,有民斯有土——对话葛剑雄

如果我们的共同信仰认为,这个国家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会保护我们的利益,哪怕一时做不到,但它会争取、它会追求,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我爱定了。     

“汉奸逻辑”的荒谬

正在伦敦读书那一年,我跟一个叫哈希特的印度小伙子做了一个学期的室友。我比较好奇普通印度人对英国的看法,问他,英国对印度殖民了那么久,还残酷镇压过印度人民的反抗,印度人对英国就没有一点怨恨情绪吗?他说不会,理由是:英国虽然殖民了我们,但也统一了我们,印度原本连共通的语言都没有,是英国人的征服和统治把印度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跟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少数人的确有"媚日"情绪,但这种论调是没市场的,在公共空间里会遭到"老鼠过街"般     

钱：人身上的污垢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气功师，街头摆摊卜卦的，酒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了十二分的能耐，连破袄里抠出一颗虱来，也是珍养的，有双眼皮的俊。依我们的经验，凡是太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上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     

多瑙河畔开始的外交之旅(下)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文革期间我给总理翻译的机会比较多,一直做到1971年。 1967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那个时候我还可以陪同外宾上天安门。毛主席见了我,说你姓什么?我说我姓 吴。他说你的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个印象很深。当时天安门上有外宾,有讲法文的,有讲英文的。我们法文翻 译、英文翻译就跟在后面。1965年10月,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来,是我做的翻译。他们 觉得年轻人嘛,应该锻炼锻炼。那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但是并不感觉紧张,那个时候好像也想不到紧张 了,用心翻译就是了。如果一紧张,血都到脑袋里去了,精力还可以,当时就这么个感觉。后来上天安门又见了     

企业家访谈之二 双良集团:低调为好

双良集团的副总裁马福林在上海的时候见过一次胡润。 “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个人说要带一个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人来,结果来的就是胡润。” “胡润的记忆力很好,一说双良,他马上说出是做中央空调的,老板叫缪双大,还说出了公司的总资产。我当时对胡润说,你不要再把我们列入你那个榜里去了行不行?我们做得并不是很大。只要你不把我们列入你的榜里,我可以再为你介绍三五个比我们大的企业。当时胡润笑笑不说话。”马福林这样回忆他与胡润的交往。     

站在“鸡蛋”一边

<正>财税专家李炜光教授在其新著《李炜光说财税》的后记中说:探讨税收问题历来吃力不讨好,在我们这个纳税人权利意识还没有完全苏醒的社会里相当于逆风行船,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决心保持"脚踏坚实大地"的风骨和傲气,坚定地站在撞向体制高墙的脆弱的民众"鸡蛋"一边,暗夜横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