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反特权斗争及其历史教训

随着苏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苏共反特权的对象也从阶级特权变成了党内特权。苏共执政后的反特权斗争主要经历了列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的四个阶段。这些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即苏共没有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没有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没有保持反特权斗争的连续性,最终消解了反特权举措的威慑力,消耗了人民群众的耐心和信心。     

“学习包厢”里的“特权文化”味儿

图片是吉林农业大学在图书馆二楼的“学习包厢”。来这学习的同学,每年只要花上800元就能得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据媒体报道,“学习包厢”很抢手,169个包厢全都有了主儿。那里的老师说,学生利用率高,考研率也跟着上升了。根据校方的规定,“学习包厢”严禁一厢多人用,并不允许转租或转借他人使用,一经发现立刻收回,同时不退还当年所交费用。     

辛亥往事:躲不过的革命

改革派在和革命派的论战中败北,正说明改革已丧尽人心,此时的清政府已行将就木,没有任何改革可以挽救。     

官僚特权异化与制度变迁——苏共亡党的历史反思

苏共执政时期,官僚阶层从出现到逐步形成和固化,其特点是成员等级化、利益集团化、交往内部化。当官僚阶层和特权扭结在一起,苏共从官僚主义发展到特权享受、特权腐败和特权繁衍,以至于执政末期出现了官僚特权异化,通过特权异化实现制度变迁,同时通过深度政治参与延续和扩大制度变迁收益。苏共的亡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官僚集团为了既得利益的合法延续,主观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实现自我转轨。官僚集团的自我转变成为压垮苏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幸运之箱也“擦鞋”

某次参加一个什么纪念晚会,文艺节目间隙有抽奖一项“节目”(每个到会者都有一张抽奖券,进场时交给工作人员以放进舞台上那能摇动的抽奖箱)。随着千娇百媚的司仪小姐宣布抽奖的声音响起,数百个客人便翘首以待,等待那幸运之神送上奖品。虽然一等奖抽到最后,但由于那奖品价值数百元乃至过千元,故令场上因人人心存妄想而显得格外肃静。抽出来了!那“千娇百媚”宣布幸运号码毕,前边一排顿时欢声雷动。那中头奖者,原来是一个头面人物!     

小区道路公共化的法律路径及业主权益保护分析

小区道路公共化已成发展态势,然其正当法律路径还有待探讨,小区业主权益也成为政策推行的最大阻碍。因此要在分析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合理做法,构建适合我国的法律框架,切实保障业主权益,为政策推行排除障碍。     

“重点镇”名单里的旧思维

<正>改革应当以取消所有特权为指向,而不应当在同样的城市中、在同一行政层级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来。省、市、县、乡镇、村,应当仅仅是不同区域的名称,区域之间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越来越扁平化。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城市?官方统计为657个,但这个数字和人们的认知和感受十分不同。先从一份官方文件说起。2014年7月21日,国家住建部、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发布《关于公布全国重点镇名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

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而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这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许三多”也是“黑人”

饰演过青年偶像“许三多”,经常露出两排大白牙傻笑的王宝强,想凭着自己一张脸蛋混上一张北京户口,估计是自己的热脸庞贴上了北京的冷屁股吧,便通过媒体大倒苦水：我到底要纳多少税才能成为北京户口？     

也说“十恶不赦”

“十恶”原是佛教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三恶道”苦报的恶业，又称“十恶业道”。而我国古代封建刑法制度中亦实有“十恶”之名，它是在西汉的“大逆不道不敬”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齐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列重罪十条……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钓鱼执法”,公共预算必克之

在钓鱼事件引起全国轩然大波之前,有关部门将罚款财政作为一项政绩向上报告,并不觉得自己法治意识淡薄,而是沉浸在坐拥一部提款机的喜悦之中——这是俞正声所说的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之要害所在。     

“人畜共患疾病”的四川应对

对于畜禽养殖数量居全国之首的四川,非典之后,禽流感、猪链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疾病持续考验着四川的疫情应急机制。目前四川社会各界关注意识普遍增强,各级各部门也非常重视防疫工作,增加经费、加大投入,但要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老规矩”也需要“新传承”

正北京过去有许多老规矩,如出门回家都要跟长辈打招呼、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不许管闲事、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做客时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忠厚传世勤俭持家等,这些从小就被要求遵守的准则,点点滴滴,影响了一辈辈北京人。(6月8日《人民日报》)北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一篇话题作文,即怎样看待老规矩。这个题目出得很有现实意义,很值得人们思考。的确,不独北京,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老规矩。这些老规矩,承载着一辈辈人的精神遗产,滋润并养     

清朝也有“大锅饭”

清顺治四年（1647年）时,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族人只有3．5万。从理论上说,只要在旗,清政府都会负担其生计。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过活。此外,每丁（成年男子）给50亩地,算是上了份保险。     

穷人也是“高消费”

仅从售价来看,公共汽车贵还是轿车贵？答案是公共汽车。那么,坐公共汽车的是穷人还是富人？显然是穷人。为什么穷人反而坐贵的车？不是凶为他们有钱,恰恰是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必须合伙消费。     

作为文化政治学的公共教育学:斯图尔特·霍尔与文化的“危机”

斯图亚特·霍尔提供了一套可以拓展公共教育学概念的理论框架,藉此可以将教育置于理解政治主体的核心地位,并在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变革理论之中彰显公共教育学和文化政治学的首要价值。霍尔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研究实践本身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因为他从理论和政治两个层面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文化政治学的诸多非难。此类非难横跨当下意识形态的界线,包括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理查德·罗蒂、托德·吉特林等政治立场各异的理论家。     

“海关新政”扑朔迷离

海关侧重税收和打击走私,商务部关心国际贸易,原本就是各自站在本部门的职责说话,但如果通过争论而有助于政策制定的透明化和科学化,或许还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     

优步被并吞,海龟干不过“土鳖”的宿命?

正这是一场双赢。失去了最大竞争威胁的滴滴出行可以集中精力实现盈利、发展多元业务。而Uber摆脱在中国市场每年10亿美元的亏损,可以腾出手来发展全球其他市场、涉足无人驾驶等前沿科技。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大多数美国互联网企业都没有能够破解其密码的国度。共享经济鼻祖、Uber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在写给Uber中国     

“我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我的外孙女叫端端，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在念小学二年级时，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当“儿子”的也不易啊

后梁之后是后梁，后唐之后是后梁。梁国的开国之君石敬瑭很有名。当年，他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就是那位穷折腾的异姓皇帝——手下的节度使。因为受到皇帝的猜忌，他萌生反意。不过，石敬瑭手下参与叛乱的军队并不多，一开始连吃败仗。后来，他向当时崛起于北方的契丹辽国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