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荐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摘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创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这一制度的产生、建立、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典型的长期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过程。     

解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出版

本书是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著作。全书追溯中国“集体领导制”变迁之“路”，探究“集体领导制”运作之“道”，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总体制度方法论的当代运用与创新——习近平制度方法论探析

制度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以"人与社会关系"的主客体互动为基点,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制度层面来把握和吁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其本质上是一种总体性的制度观和制度方法论。马克思总体制度方法论包含着对制度的辩证分析、系统分析、价值分析、历史分析等多重维度,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引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武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回归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科学内核,习近平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论体系是对马克思总体制度方法论的全面应用和当代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的"后半程",制度的完善发展要以习近平制度方法论为指导,立足根本,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整体合力;同时要更注重挖掘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应然的公正性价值,更充分彰显其世界历史性意蕴。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基于“放管服”改革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制度优势仍需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经过了治理实践探索的"中国之治"到制度建设的"中国之制"再回到治理效能转换的"中国之治"的演变,体现的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转型与营商环境优化的主要"抓手",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制度向效能的转变,克服运行机制层面的功能性梗阻、联结性梗阻以及信息性梗阻,并在理念深化、机制联动、技术变革、法治保障层面不断改革实践创新。     

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与制度关系之探讨

文章将文化和制度分别界定为文化观念和"正式规则".其实,归根结底说来,文化观念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构和变迁皆导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文化观念是制度的发生学意义上的直接来源.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需做具体分析.如此才能超越"文化是体制之母"和"制度决定文化"的循环论证.从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及其变迁,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把文化作为"剩余变量"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做法,有利于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撑.     

毛泽东对确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贡献研究(1921-1949)

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和选择了集体领导制度。身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不仅参与了党内探索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过程,而且对确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兴"集体学习"之风,以提高领导集体的政治素质和决策水平;开"集体调研"之始,为中央领导集体提供决策信息;整党内思想不正之风,为集体领导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扫除思想障碍。这为建国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借鉴和保障。     

“制”善“治”美的中国经验

实现大国之"治",离不开大国之"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总结了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向前有路,未来可期。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制度话语与话语制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强调中国之制,也强调中国之治,并要求用中国之制推动中国之治。制度与治理是相辅相成、内在统合的关系,发挥制度优势才能提升治理效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具有时代风格、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制度定位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制度结构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分类分层原则,有指向地阐明制度内涵。在制度功能上,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制度特征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制度话语传递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在多元制度话语竞争格局中,为形成话语合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话语交流机制、话语分层机制、话语贯通机制、话语博弈机制。不断阐扬制度话语,推动制度话语创新有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把握政党政治基本规律 推进中国政党理论研究——“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政党政治的协调有序发展既根植于政党的实际运作,也需要政党理论的有力支撑。新时期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党理论的创新,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世界政党格局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要在吸收借鉴西方政党理论的基础上,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政党领域探索的学术成果,高度凝练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经验。在政党制度建设的实践层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下大力气展开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当前极为关键的是要从制度上构建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实现廉洁执政、依法执政和有效执政。同时,要给予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更大的政治空间,进一步发展各参政党参政、问政、议政,实现政党监督等基本政治功能,更大程度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和建设性。     

挑战与创新: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方向

从1993年至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已基本建立。然而随着我国政治行政环境的变迁,中国公务员制度在改革方向、运行机制及公务员绩效与素质上均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对传统体制特征的完全否定,而是在不打乱各行政机构基本运作的前提下,着眼于职能的重新划分与调整,进一步实现包括理念、内容、方式、机制等四大方面的创新。     

悦读

正改革《直面中国土地问题》作者:刘守英荐言: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同时又是争议很大、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本书是作者近三年来对中国土地重大问题的分析与总结,包括农地制度的选择与变迁、宅基地制度的选择与变迁、农地转用制度的选择与变迁等热点问题,并且提出土地问题只有回归常态,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向前推动,现代土地制度才能构建起来,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起来。     

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制度建设分别经历了1921年至1935年的确立时期、1936年至1956年的不断完善时期、1956年至1978年的曲折探索时期以及1978至今的全面恢复和不断完善时期.其启示主要表现为:集体领导制度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之上;理顺和摆正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与委员之间的关系;必须做到集体领导制度化、程序配套化,把实体性与程序性制度建设并重;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提高执政能力的着力点：发展党内民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党内民主建设。应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坚持党内集体领导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罢免权等民主权利,建立健全选举机制,由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逐步过渡到干部选举制,精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使之精干、高效。     

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启示

约翰·坎贝尔指出不同制度分析范式在制度变迁的模式描述、机制解释和观念基础剖析等方面存在共同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中,坎贝尔将制度变迁的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制度企业家的能动创新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理论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受制约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结合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现状,论述了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三个重要启示:从结构功能分析走向过程机制分析;将制度影响分析与主体能动分析相结合;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关注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制度供求及其“内卷化”困境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官僚制重塑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各级政府对大部门体制存在制度需求,也存在制度供给及约束。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面临着"内卷化"困境,这实际上也是官僚制重塑面临的困境。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一个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遵循"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变迁"的发展路径,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并且这种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收益,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两种路径依赖特性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制度改革锁定在一种僵滞时期.目前改革的重任就是突破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改革向和阶段性突破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既揭示了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具体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善"治"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根本价值取向,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作为战胜疫情的两大利器,科技创新之"智"与文化引领之"力"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的双向互动

作为全球交往秩序的中国想象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特殊地理区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制度变迁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呈现出彼此交融、和合共存的多种样态:一方面,全球化对地方性制度变迁具有规制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性制度变迁又对全球化形成倒逼机制。由此,全球化引导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展现全球化成果,两者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