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

我叫丘思佳,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目前在辽宁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来中国之前,我在美国生活了大约6年,之后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两年。我第一次来沈阳是在2009年9月,当时有机会获得奖学金来辽宁大学学习一年汉语。这笔奖学金带给我舒适的生活环境,并使我能够专心于学业。中国沈阳给了我很好的机会,不仅使我汉语变得流利,而且让我     

写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

<正>近日,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我的18卷文集。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堆书,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这难道都是我写的?我写了这么多文字?打开书卷,迎面扑来的文字,是我熟悉的,每一行,每一句,都会勾起我的回忆。这是我人生的屐痕。面对这些书,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写下这些文字?在少年时代,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阅读精彩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快乐,使我毕生都回味不尽。在当一个阅读者的时候,     

两种方法看人生

对人生,我有两种对待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我在国外看病的经历和经验

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算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深刻。在国外每次我去医院看病,都会遇到类似的尴尬情形,即当医生问我问题时,简单一些的我还能理解和回答,但遇到难些或很专业的问题时,我就会感到茫然无措了。更让我困惑的是,我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准确表述我的病症。虽然每个医生的脸上始终都挂着谦和的微笑,却没有给我任何帮助,相反更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每每此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国内看病就医时的种种方便,起码在语言上没有任何障碍。为了方便起见,我选择了一个和我有着一样黄皮肤的华人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遗憾的是他不会说普通话,就诊时间也在我最不方便的下午,而且每周只有星期三一次。十多年了,都是我在迁就他的时间,而他那张黄面孔不过是我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说心里话,我早就想换个医生,起码不用在时间上迁就他,但总是碍于面子,     

我心中那一点点不灭的梦想

30多年前,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土的人。其实在徐小平和王强心目中,我从来没有洋气过。直到今天,他们在任何场合讲话依然把我叫做农民,我的确有农民的性格和农民的踏实。我相信,没有我这份农民的性格和农民的踏实,就没有徐小平和王强在外面调侃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有些人垫底。     

马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

大家好!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夸过我能干、聪明。也没有人说：＂马云,你有一天会做成大事。＂从1994年,我就开始做互联网。在北京中关村树起＂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这个牌子的时候,我已经创业半年了。那时,在中国做互联网我感到非常孤独,所有人都认为我是骗子,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是因为我完全不懂计算机技术,但是每次演讲,总感觉听众眼里充满了对未来的遐想。     

我在中国的新爱好

来中国前,我爱好体育,例如足球、排球、板球等,我也喜欢爬山,以及研究书法和学习语言,像波斯语、普什图语、阿拉伯语。当然,我也热衷于艺术。后来,我离开了我的祖国,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在这里学习汉语。来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了一些老人在学校的操场练太极拳、太极剑、气功等。看过几次后,我便着迷了。有一天早上,我打算去报名,在一个小操场上我看见几个老人和几个年轻人,其中也有外国人,这些人跟在一个师傅模样的人后边认真地练着。他们练完后,我就过去找到那位气功老师,告诉他我对气功非常感兴趣,想跟他学习。他说很高兴认识我。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学习气功。一开始练感觉有点难,但慢慢我就习惯了,我逐渐迷上了中华传统项目。以前我只是感兴趣,后来才知道气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防病治病。而且最近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练习气功、太极拳和太极剑了。     

未来

临回美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原本想和父母在一起,但朋友的一个电话又让我忘记了最后陪父母一个晚上的诺言.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朋友问:"这次回国感觉如何?"我脱口而出的竟是"我仿佛完全忘记了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的事实."用我母亲的话说:"这孩子回国这么多天就没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一个朋友更是调侃我道:"我就没看过一个像你这样从国外回来的人,比总理还忙的."     

我为什么去韩国留学

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在我成长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是他们眼中的乖乖女.如他们所愿,上高中时我选择了理工科,并顺利考入大学,专心学习母亲向我建议的计算机专业.虽然几年前我就离开了父母怀抱来到了韩国留学,然而,我还是继承和遵循他们的观念,以为只要学习好,未来就会有幸福生活,尽管我并不喜欢我的专业.那时,恰逢学校有与韩国大学交流的项目,凭借着优异成绩以及家人的支持,我在2009年踏上了留学之路.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正>我是老三届初中68届毕业生。我仅读了半年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再也没进过学堂。我这点文化放在当今来说,可以说是半文盲了。但庆幸的是我爱读书,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非常日子里,我顶着家里的指责四处搜罗文学书藉看。甚至冒着风险到学校仓库去偷那些被当作"毒草"封存的书读。在那个年月,我疯狂爱上了读书,而且,从此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坚持读书。我16岁下农村,17岁招工到一家水泥厂。读书让我在艰苦的日子里,心里总像有一团火,对生活对     

那年春节,我在图书馆里度过

2001年离春节还有1个月时,我被老板炒了鱿鱼。我奔波了十来天,仍未找到工作,眼看离春节只有七八天了,我决定先回老家,待过完年再回广州找工作。我来到火车售票点排队购票,排了整整一天,可等排到我跟前,才得知到我家乡的票已全部售完了。当我走在广州街头,见人们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我却沮丧极了。到了大年三十那天,虽说火车站已经能买得到回去的火车票了,但我却犹豫了,我想,等我赶回家已是大年初一了,在家呆不了几天,又要赶过来找工作,何必疲于奔命呢?干脆,我就在广州过年,     

“自来红”的往事

<正>在菜市场上,常看到鲜红的西红柿堆里插着一个标牌:自然红。看到这个标牌我就想笑,因为这使我联想到另一个词"自来红"。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身上就曾标有"自来红"的标签。那是1971年,我作为知青从农村招工到一家三线工厂,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了电焊工。我渴望有个师傅能带着我,因为我从电影书报上看到,师傅对于徒弟太重要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师徒关系亲密的重要。我渴望有一个好师傅,能待我像父亲一样。因为那时我才17岁,又身在异乡,远离父母,渴望能得到亲     

立陶宛的"特权车"

去年我去立陶宛旅游,为节省开销,我寄宿在已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定居的表姐家。一天晚上我和表姐去购物。从表姐家出来步行10分钟到了十字路口,过了马路就是大型超市。此时路口没什么人,我刚要过马路,表姐拉住我说:"你看     

古井6天逃生记

滑落井底2010年10月28日,两天后就是万灵节了,在英国,这是个最重要的节日。19岁的我,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从伦敦的牛津大学一出来,就踏上了高铁的归家之路,我要在爱丁堡度过这个星期日与万灵节。我刚到爱丁堡的家,母亲却不在家,我想用手机与母亲联系,可手机没电了,我就接上充电器插在客厅电源的接口处。然后,我决定去看看我家祖传用来避暑的小别墅——它坐落在     

我们需要出走

其实我不太爱说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词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了他的敏锐度,也难以激发创造力,所以需要出走.20世纪70年代我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     

芬兰人的自律

我在芬兰留学期间,结识了好友雷默。他在首都赫尔辛基政府供职。一周前,他约我到他乡下的老家,喝他父亲酿制的葡萄酒。到了约定的这天,他抱歉地对我说：“今天是公务员考试的日子,能否在考场外等我两个小时9”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曼哈顿街头脚绘创业

街头练摊 如果说,作画是我童年时的梦想,那么,去曼哈顿街头卖脚绘画就是我成年后的愿望. 在曼哈顿第五大道旁的一条横街上,我看到在郁郁葱葱、春树绿枝的掩映下,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展台”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我兴奋地穿梭在画摊中,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艺术家们自豪地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客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买或不买,都怀着对画家的尊敬,对作品的欣赏.我想起箱子里我的涂鸦,那是准备送人的礼物,我何不拿来展示?     

海外生活并非很美好

<正>来加拿大已经3年多时间了,目前我的工作很稳定,收入也不错,我为自己的努力付出所带来的成功每每激动不已。我出生在上海,上世纪80年代末人,独生女,家里的生活水平还不错,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小学老师,我大学毕业后在家呆了几年,觉得生活不如意,就决定去国外见识见识。那时候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出国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特别坚强,我跟相恋多年的男友道别后,就踏上了加拿大的路程。我选择的学校是在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学校规模不大,风景宜人,刚下飞机的那一刻,我非常开心,终于在世界的另一头了,但不知道前景如何。     

雄壮六盘山

伫立六盘山巅,我努力寻找着一种感觉。确切地说,我是在寻找着一种霸气,一种雄壮、强悍、啸傲天下的王者之气。然我终是俗人一个,面对高山,我自觉特别渺小,尽管我内心深藏"山高我为峰"的豪放。     

邂逅海明威

<正>我出生于1922年,今年(2009年)已87岁了。回首一生,我曾邂逅过不少名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忆。在西班牙接待台湾名人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陆军大学就读期间接待和接触过一些名人。首先到西班牙访问的是陈立夫夫妇。陈立夫到台湾后,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感到痛心和灰心,决定不再过问政治,便跑到美国纽约搞实业,办了个养鸡场,不料养的几万只鸡因鸡瘟死光了,他十分沮丧,于是他到西班牙散心,并要我接待陪同。一天,我陪他玩到深夜,当我把他送回饭店时,他留我住下,夜半,我一觉醒来,见他仍坐在对面的床上,我问:"陈先生怎么还不休息?"他答道:"人老了总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