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收入第三次分配若干问题的经济法调整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靠个人和企业自觉自愿,但是从经济法方面看,税制不完善、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第三部门发展不健全等若干法律问题也严重抑制了我国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因此可以用经济法调整这些问题,从而促进收入第三次分配。     

论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机制及其制度完善

第三次分配起始于个人，也结束于个人，个人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需求主体和参与主体。个人可以通过捐赠、消费慈善产品等方式参与第三次分配，但其是否参与将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参与意识、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政府的引导培育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在坚持分配正义理念的基础上，法律通过确权、激励、保障、防范和救济五种机制作用于第三次分配。对照这套法律机制的要求，我国必须作出降低慈善组织准入门槛、明确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的反思性探讨——和谐社会与浙江环保法律制度革新的一个视角

和谐社会建构、社会注意力“从关注效率到关注公平”的转向、“生态省”战略等社会背景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与完善提出了需求,也对其运行现状提出了反思。完整的分配正义应包含三个阶段——初次、二次与第三次分配的配合,其中,初次分配是起点和基础,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刚性手段和制度保障,第三次社会性分配是必要补充,从而通过三个阶段的配合实现失衡利益的矫正。输血型生态补偿机制正是其中的实践,但也面临着相关的难题,而拓展生态补偿机制的造血功能既是走出当前面临难题的一次思考,更是现实的需求,因为只有加强“内在的能力建设”,才能真正矫正利益失衡,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互动,实现和谐社会的“互助、共赢”目的。     

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及其法律调整

以慈善捐赠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在促进我国财富分配的社会公平、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第三次分配"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以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国外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第三次分配"具有民间自发性,但这并不表明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加强"第三次分配"的引导,为其创造一个宽松的法制环境,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加强"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引导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包括民间法、民法、国家政策法在内的法律的协同调整作用。     

富而有道

2004年春天胡润首次完成的“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昭示在中国,一种被叫做“第三次分配”的新的财富分配方式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第三次分配,就是企业家对社会应负有的责任之一。当然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简单的一次性的为慈善机构和希望工程捐了多少钱,而     

《慈善法》修改：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保障机制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作为第三次分配中的主要机制规则,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社会意义。在修改后的《慈善法》即将实施的当下,如何理解这部慈善领域的基本法律及其作为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保障机制已成为大众非常关注的社会话题。     

我国洗钱犯罪的管辖

1997年修订《刑法》时,《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洗钱罪,并于2001年和2006年两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立法完善。目前,我国打击洗钱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在立法层面已基本完成相关刑事     

民企法律保护：个性面孔的共性难题

在中国整体法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民企法律保护任重道远渐趋完善的立法体系无论是从立法的层面还是从司法的层面来看,我国都正在逐步构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针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障体系。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提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尚未提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6年以后,宪法     

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进——基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的分析

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由社会主导,主要通过慈善捐赠来实现。为促使公益性捐赠制度化和规模化,对于第三次分配这一游离于市场和政府外的第三域的分配机制,法律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促进个人或企业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性捐赠,因此,政府要对公益性捐赠提供税收优惠。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规则是偏离基准税制的诱导性税法规范,性质上属于"促进型法"的范畴;为了均衡保护纳税人、捐赠者和公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减让税收利益必须有所限制,"法定限额内的捐赠准予扣除"的规则划定了政府减让税收利益的界限,有助于实现公平分配。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正之评析

法律的修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正发生在我国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迈进的关键历史当口。在第六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国际竞争格局加速调整这三重因素的客观背景下,此次修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以新技术的专利制度保障、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依托和竞争体系下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为价值导向对《专利法》予以增补和完善,进而从专利法授权制度的完善、专利法利用机制的优化以及专利法救济规则的深化三个角度阐释和丰富了《专利法》的权利内核。《专利法》规范下专利权利义务的优化配置将成为我国构建知识产权新发展格局中重要的一笔。     

公司重整中债权交易的法律规制

作为市场力量影响重整程序、塑造重整制度的典型体现,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交易从利益分配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撼动了公司重整原有的制度逻辑。债权交易同时为各方利害关系人带来收益与风险：一方面,债权交易能增进市场上资本分配的效率,促进重整的成功;另一方面,债权交易也可能会破坏公司重整中的分配秩序和治理机制,造成营运价值被侵蚀,损害利害关系人共同利益。由破产法和证券法组成的法律规制体系,能有效防范债权交易在利益分配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带来的风险。防范利益分配层面的风险,主要通过破产法和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防范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主要通过对法院的概括授权以及重整计划投票规则来实现。我国发展破产债权市场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应当鼓励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交易,推动破产债权市场的发展,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制体系。     

论录音制品二次使用中的合理报酬权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增加的合理报酬权维护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在录音制品二次使用中权利,但此次修改仅对合理报酬权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规定,并未涉及录音制品的种类、权利行使主体以及报酬分配等问题.借鉴《罗马公约》、WPPT等公约以及德国、法国等国家对合理报酬权的规定,完善上述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合理报酬权.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第三次修改

目前，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与1993年和2001年不同，不是被动的法律移植，也不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而是主动性的安排，是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具体行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我们应当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商标法的修改与完善。第一，从商标法立法宗旨的完善来看，     

我国公司利润分配制度若干问题初探

公司利润制度的合理建构应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分配客体中只有公司价值中的净利润才可用于现金股利分配;第二,分配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公司自身;第三,分配标准应坚持股东约定与以实缴资本比例相结合的原则;第四,分配方式应以股东会决定为依据;第五,分配行为规制上应不断完善我国瑕疵分配制度。     

国资所的分配方式不能单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为我们国资律师事务所理清分配观念，指明了方向。国资律师事务所应改变现行的单一的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质分配”相结合。现阶段，国资律师事务所在与国家财政脱钩后，国资所推行按律师业务创收的比例提取效益工资的分配形式，一般国资所的分配比例为30％－40％，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按量分配”，亦是采取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只强调了劳动数量和劳动强度的投入，…     

第三方支付中未授权交易纠纷解决法律问题探析

第三方支付作为新型支付模式,在实践中极大地凸显了效率优势,但在法律价值的学理层面仍可进一步探讨。一方面,第三方支付的三元结构与传统支付结构之间的区别与独特性,使得未授权交易规范在第三方场景中无法有效适用;另一方面我国第三方支付未授权交易机制的现实操作性不强。虽然我国第三方支付未授权交易解决机制在形式上已表现出体系化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的颁布与实施也呈现出保护支付用户权益的思维。然而,第三方支付未授权交易概念缺位、举证责任规定不完善、以及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标准模糊等积弊,导致未授权交易纠纷的妥善解决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故而,需要对第三方支付未授权交易问题开展较为透彻的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探索第三方支付未授权交易解决机制可能的改良与革新。     

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及利息之法律权属初探——以支付宝为样本

与电子商务配套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的出现,产生了新的财产法问题,即因交易延时支付所导致的资金沉淀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营运商手中,围绕该资金及其利息的所有权归属,实务中以及法理层面都存在争议。以支付宝为样本进行分析,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构成了消费者的信托财产,其利息收入也应当归消费者所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营运商对此无权擅自占有和使用。同时,考虑到将该部分利息收入分配给消费者所产生的高成本,可借鉴我国对新股申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方式,将沉淀资金的利息收入划归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资金来源,由此在理论上实现了沉淀资金权属的逻辑自给,在实践中也有助于提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公共健康危机的知识产权法应对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促进与阻碍双重关系,在权利层面可以类型化为承认、冲突与合作三种形态。传统观点或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是承认关系,主张不得以公共健康权为由限制知识产权;或者认为二者是冲突关系,继而提出反药品专利模式、强制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豁免模式三种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只能治标。中国应辩证看待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采用标本兼治型方案,构建体系化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科学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依此,既可回应知识产权正当性危机,也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方案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底色,以治标为先、治本为要为基本思路;对之可从理论基础、制度根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予以完善。     

税权的定位与分配

税权是税法研究的核心。在国际法上 ,税权定位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内法上 ,税权可从广义与狭义、主体与客体等层面分别定位为国家权力、国民权利、国家管理权、国家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权的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都有不同模式。我国税权分配模式的现实选择 ,既有其根据也有其问题 ,需要在改革中完善     

简析再审理由之修改——以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修改为背景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针对民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和"执行难"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问题上,焦点集中于再审理由的修改完善上。笔者从理论与规则层面对新修订的再审理由部分进行了一些粗略的探讨,以期能对民诉法的再完善提供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