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制建设问题研究——刑事法制建设的历程

中国在清朱以前的法律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即传统的“中华法系”模式，其最重要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即没有单独的部门法规，所有的法律都在一部统一的法典中。伴随着西方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传播和引进，中国法律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法律而言，始终是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外国法律的过程。     

刑事法制建设问题研究——刑事法制建设析评

通过对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教育与普及、司法环境的逐步改善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的取得长足的进步,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定能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综论

中央苏区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权建设的同时,对法制建设也十分重视。虽然中央苏区并不存在系统地对法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机构,但从既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法学观。中央苏区的制度文本和法制实践反映着当时中共高层对作为政权建设中重要一环的法制建设的初步想法和计划,中央苏区的法制理念与实践为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中国的外国人犯罪及其刑事对策研究

外国人犯罪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犯罪具有发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复杂、犯罪性质恶劣、犯罪主体涉及国别广泛等特点,因而应对外国人犯罪防控的制度进行检讨与反思,对外国人犯罪的刑事对策进行调整与完善,包括刑事政策的调整、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完善,以及执法的严格、公正和高效。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项刑事政策的提出,重在对其含义的理解和解释,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思路来理解和解释,才能挖掘出刑事政策的全部内涵,理解和解释刑事政策应当遵循宏观把握、回顾历史、结合实际和立足长远的原则,具体到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不能对"宽"和"严"做过于狭隘的解释,应当扩大"宽"和"严"在使用语境上的含义,将"宽"和"严"放到整个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来分析,而且,"宽严相济"在语义上的要点应当在"济",要重视对"济"的理解。     

新中国60年法学研究与法制建设的互动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六十年短暂历程中，法学研究对法制建设实践的促进呈现了这样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每当法学研究受到重视并且得到发展时，必然促进法制建设的发展或进步。反之，法制建设则会受到阻碍甚至遭到破坏。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政策初探

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上我国采取"适应全球化挑战而被动回应型立法政策",这种"被动性"已成为问题.某些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存在逾越司法权或缺乏法理和实证基础或缺乏严肃性等问题.知识产权刑事政策的调整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密法网,强化司法保护,重视对被害人的赔偿.     

犯罪分层研究——以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意义为视角

该书封底勒口文字：犯罪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分层。犯罪分层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的犯罪层次实行区别对待，重重罪，轻轻罪，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分层，     

刑事和解在西藏的适用问题初探——以刑事习惯法为切入点

作为国家制定法(刑法)的补充,刑事习惯法在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违背。为了使西藏边远地区的民众在面对重大刑事案件信赖并选择公权力进行救济,在刑事习惯法的基础上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期望于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缓冲的角色,从轻微刑事案件入手,使藏族民众对重大案件的救济途径逐渐发生观念转变,以达到认可国家制定法并主动灵活的加以应用的效果。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

我国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刺作了一些规定,为涉嫌犯罪的案件厦时脱离行政执法程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提供了法规依据.但通过调研发现,法规建立起来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实践中未能完全发挥作用,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逐年下降,行政执法不同部门以及相同部门在不同地区移送案件不平衡,以罚代刑还相当严重.除了执法上的认识误区和体制上的问题外,还与有些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与不具有执行性有关.完善衔接机制需借助于科学、合理的程序架构,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进行修改.     

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以我国刑事司法判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一直都不甚乐观,究其本源,乃二者规则不一,加之观念差异,很难达到统一.我国相关立法更是“凤毛麟角”,无法可依、无规则可循,造就了司法实践中二者冲突不断.应当从理论上探讨二者之差异,并在多年司法判例中寻找二者冲突之病因,在借鉴各国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解决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长期形成的二元分离状况,真正实现普遍的正义.     

从刑事法学的角度看我国反恐怖立法的不足

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危害当今世界各国安全的一大公害.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刑事法学目前尚无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专项立法.刑法现有的规定存在恐怖活动犯罪概念、性质、客体不明确,无罪状描述,与国际公约不能完全衔接,法定刑的设置欠缺,特定的量刑情节无规定等缺陷.刑事诉讼法也存在拘传、拘留、逮捕羁押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行为时间过短,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化问题没有规定,卧底侦查人员、特情人员被迫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处理未作规定,关于司法人员和证人的保护没有做出利于操作的规定等不足.立法的不足给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了实践操作的困难,我国反恐怖立法势在必行.     

联合作战条件下军事刑事司法管辖问题研究

联合作战的跨军种性、跨地域性和多方参与性给当前我国刑事司法管辖制度带来了较大挑战。要根据联合作战的需要,确立战时军事司法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在联合指挥部下设置军事司法机构,对所属军种部队统一进行管辖,将地域管辖、属人管辖与保护管辖相结合,把地域管辖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军事行动区,协调处理好军事刑事司法管辖与普通刑事司法管辖的关系,把属人管辖的范围扩展至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相关人员、战俘和外国军人。军事行动区发生的涉外军事刑事案件也应由联合军事司法机构管辖。     

中美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控制犯罪为主导,在刑事搜查概念、启动、执行、对象、种类、救济等方面规定过于粗疏。美国立法与司法判例在上述几个方面则呈精细化特点。从利于司法操作与保障人权角度看,有吸收借鉴的必要,以利于平衡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的关系。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保护虽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和保护范围的确立,还是罪名和罪状的设计安排,抑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各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优劣,比较其得失,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及完善进路

随着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自2013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花钱买刑、司法机关滥用职权、民族地区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制度建构上均应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应从适用条件、范围的明确到办案机制、回访机制、主持方式等方面开拓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进路,以期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健康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及完善进路

随着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自2013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花钱买刑、司法机关滥用职权、民族地区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制度建构上均应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应从适用条件、范围的明确到办案机制、回访机制、主持方式等方面开拓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进路,以期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健康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研究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