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程序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监狱行刑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它是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在行刑过程中所必须遵循和履行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设计监狱行刑程序时应当由理性的行刑目的来指导和牵引，创设合理、有效的行刑制度，构建严密、通畅的行刑程序，并且行刑程序应当出于保护罪犯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监狱行刑程序要遵循依法、公开、公正、讲求效率和社会化等基本原则。目前，我国监狱行刑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为行刑体系不完整和行刑机制不健全。解决这些问题，需从思想上提高对监狱行刑程序价值的认识，需健全和完善监狱行刑制度，完善监狱行刑程序，健全服刑人员的维权机制，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清理，重构我国监狱行刑程序。     

一元与多元：对我国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再思考

行刑规范的设置模式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立法背景的产物，我们在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选择上应持理性的态度。目前完善我国行刑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尽快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而是尽快完善已有的行刑法律体系在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和立法环境下，“多元论”行刑规范设置模式较之“一元论”模式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行刑权运行模式的理性选择

行刑权作为刑罚权的重要权能，关涉预防犯罪目的的全面实现。对于如何建构合理的行刑权运行模式，当前存在着将行刑权统一归司法部或建立国家刑事执行局统管行刑事务的行刑一体化主张。而从现行行刑机制不足的深层次分析和对国外行刑机制改革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行刑一体化主张存在的缺陷。行刑权运行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以裁判权为中心，通过裁判权对行刑权的良性涉问和有效调配来激活整个行刑局面的行刑模式。保障该模式的有效运行需从司法理念、裁判主体、刑罚制度等方面入手。     

如何测算监狱行刑效率

合理测算监狱行刑效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阐述了监狱行刑效率的内涵其实就是监狱行刑的成本收益率，再分别找到测算监狱行刑成本与行刑收益的方法和途径，最后得出监狱行刑效率的具体测算公式。     

监狱行刑权解析

监狱刑作为刑罚的一个种类，具有四个特点，即本质上的报应性，内容上的特定性，程度上的限定性，后盾上的暴力性。监狱行刑是指监狱对受刑人进行“剥夺程度决定权与限制自由实体权”的具体行为的总和。我国监狱行刑权由强制权、引导权、激励权三种权力组成。在行使监狱行刑权时要防止将“监狱刑罚内容”与“监狱执行刑罚的内容”和“监狱行刑权”混为一谈；要高度重视‘‘监狱行刑权”的与时俱进；要切实把握监狱行刑权的边界范围。     

新世纪罪犯技术教育发展构想

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律和依法治监的进展情况，有必要把罪犯技术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以经济理念来操作整个办学过程，在行刑教育与行刑社会化的结合点上确立新的行刑模式，使罪犯的技术教育成为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为罪犯刑释后谋生奠定基础。     

浅议行刑社会化

随着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不断提高,监狱管理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本文简要说明监狱行刑的局限性,并结合世界各国主要的行刑社会化模式,为构建我国的行刑社会化提出设想。     

恢复性行刑功能论

囿于传统行刑模式的弊端，实践为摆脱困境而自发产生的恢复性行刑展示了其积极的沟通、整合与效率功能。理论引导下的恢复性行刑则进一步拓展展出恢复性行刑的淡化犯罪标签与提升犯罪控制的功能。恢复性行刑的实现方式则彰显出其潜在功能——传承并超越于传统正义，实现了互利正义。     

监狱行刑价值的反思

监狱行刑价值是以观念形态表达的国家以监狱进行刑罚执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根据社会需要预先设计的关于监狱行刑所达目的的理想模式。它是我国监狱行刑的出发点。目前，我国监狱行刑价值理念不清，在多方面均有所表现。由于缺乏现代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监狱行刑实践在立法方面、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比较研究

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多元化，法国的“附带式”、我国台湾的“分散式”、俄罗斯的“统一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此三种模式与其各自的立法资源、立法背景相协调而表现出不同的立法特点。在我国当前立法条件下，由门类齐全、设计配套、前后有序、左右逢源组成的行刑规范的法律、法规群更具有生命力。     

合规改革背景下企业犯罪行刑平行执法程序构建

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传统行刑衔接程序以检察监督职能为纽带，在合规互认、合规监管接力等方面陷入困境。企业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和行刑机关的权属分立使企业竞合责任的处理程序成为固有难题，“先刑后行”和“先行后刑”都会降低办案效率，无法合理落实“一事不二罚”原则推动形成的“一体化处罚观”。域外国家在面临相似问题时改先后执法模式为平行执法模式，鼓励行刑机关配合执法，以“捆绑式和解”处理企业犯罪案件。我国应将企业犯罪的主要办案顺序由“行刑衔接”改为“行刑平行”，结合第三方机制的本土经验，由行刑机关联合成立委员会，指导办案人员在保障执法和司法独立性的前提下，在调查取证、协商和解、合规激励等方面形成配合。     

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研究

行刑衔接机制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行政权接受检察监督的一个平台。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制度中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职责、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具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本质属性。     

中国监狱行刑法治进程的理路研究

在无“法治”根基的我国传统社会里实行行刑法治，国人首先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移植了西方行刑法治文明，完成法律文本革命。这一革命应该起始于清末监狱行刑改良的立法和实践。如果从清末监狱改良算起，我国的监狱行刑法治进程已有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的时间中，我们经历了“拿来”，“承袭”，“弱化”，渐现中国特色监狱行刑法治之曙光，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具有中国特色监狱行刑法治的形成等五个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监狱行刑法治进程不仅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监狱行刑法治进程的艰难凿折的漫长路途，尽管如此，我国的监狱行刑仍然是沿着法治的基本价值方向推进。     

论我国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的变革——《监狱法》颁布实施10周年记

本文论证了我国监狱行刑在新的价值理念下的立法要义，概括了《监狱法》颁布十年来的改革成果，阐述了行刑学以及我国狱制改革的“行刑一体化”，“裁判权介入行刑论”，以及“行刑人本论“等三种学术观点。提出了强化积极报应和行刑个别化；以人为本是行刑的核心；以及刑罚多元化与行刑权力资源优化配制的狱制、刑制改革理念。纪念《监狱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政治文明建设与行刑秩序研究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在于社会正义与秩序的充分实现。行刑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构建新型的行刑秩序。这其中主要包括法律规则的完善、行刑权力的制约和受刑人权利的实现三个方面。     

论监狱行刑成本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刑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在刑罚执行方面的投入成奉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监狱在筵罚和改造罪犯过程中。应贯彻行刑经济思想，控制行刑成本，力求以最小的行刑成本消耗获得最佳的行刑效果。     

论监狱的行刑主体——兼与张全仁教授商榷

监狱行刑主体应当是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行刑权的主体，只有监狱才是监狱行刑的主体。监狱行刑主体不等同于监狱行刑法律关系的主体。     

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推进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从理论基础上看，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刑罚观、行刑社会化理论、两极化的刑事政策理论、监狱行刑悖论、刑罚的经济性理论等的支持。从现实依据上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监狱拥挤和减少行刑成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国际行刑趋势的必然选择。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从人身危险性到需要差异性——试从人类学视角观察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行刑个别化理论与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依传统观念，人身危险性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但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不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唯的一根据的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人们不得不寻求一个相对科学并能涵盖包括人身危险性在内的行刑个别化根据说。在综合分析各种行刑个别化根据说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差异性”可以成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个体、社会和监狱三方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行刑个别化的方向和任务。行刑个别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满足差异性需要，特别是满足罪犯个体差异性需要。     

以程序实现法治——对我国监狱行刑程序的分析

法治目前已经成为监狱行刑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判断监狱行刑是否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不仅在于其实体规定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刑程序的正义性，设立良好的监狱行刑程序是实现监狱法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我国监狱行刑程序建设历经三个发展阶段，逐步走向合理。但是，我国监狱行刑程序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予以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