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制度的合理性反思

虽然死刑缓期2年执行制度被誉为新中国刑法立法上的一大创举,并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该制度具有限制、减少死刑的功效,但是由于该制度存在助长死刑判决数量、导致司法不公、助长法官的司法惰性、易滋生司法腐败等问题,基本不具有现代刑罚应体现的人道性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因此应逐步废止该制度。     

死缓适用条件设置的四维思考

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立法者为死缓适用设置的两个必要条件。从立法渊源来看,死缓条件的设置总体上体现了从严格到相对灵活、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演变,从而为司法机关更好地贯彻死刑政策(特别是坚持少杀)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从政策依据来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死刑政策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政策为死缓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在规范含义上,应从社会危害性(包括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来理解“罪行极其严重”。从相关实证资料看,死缓适用条件的掌握不太统一,亟待最高人民法院加强死刑适用的统一。     

死刑缓期执行的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分别在死刑条件中适用"罪行极其严重",而在死缓条件中适用"应当判处死刑",这表明立法者是在有意识地区分"应当判处死刑"与"罪行极其严重"两者的不同.从"应当判处死刑"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两者的关系上来看,"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应当判处死刑"的适用结果.区别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故意犯罪"轻重,既缺少法律依据,同时也难以衡量死缓犯的主观恶性大小.     

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杀慎杀”制度。现行死缓制度是对中国古代“少杀慎杀”思想的扬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价值。在理论上具有概念的扩张作用,折衷作用,体现双重刑罚目的作用;在实践中,具有培育适度死刑观念,贯彻“少杀”政策,真正做到“少杀”的作用。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是全面废除死刑的必要准备,符合国情的需要和刑罚理性发展的趋势。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实践与反思

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是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一种立法选择。充分发挥现行刑法中这类措施的作用,对于大幅度减少死刑立即执行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刑法中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包括一般死缓、限制减刑型死缓以及终身监禁型死缓。这为目前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资源。不过,限制减刑型死缓和终身监禁型死缓的适用,会导致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长,进而会造成一定的人权保障方面的争议和刑罚执行上的难题。有鉴于此,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应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使相关规范适用形成合比例性的“阶梯”,在积极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同时,尽可能避免负效果的出现。     

论死缓适用的变更

死缓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是"故意犯罪",不少学者从死刑限制论的立场出发,主张将"故意犯罪"限制解释为"严重的故意犯罪","重罪说"过分重视人道价值而忽视了报应和功利价值,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但仍然应当对"故意犯罪"采取克制的解释立场。"故意犯罪"要"查证属实"才能成为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不论"查证属实"在何时完成,只要"故意犯罪"未超过追诉时效,均应核准执行死刑。死缓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故意犯罪"并非"执行死刑"的充分条件,而是启动死刑核准程序的充分条件。     

关于严格限制我国死刑适用的探讨

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趋势,而从中国现阶段国情来看,限制死刑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本文从死刑适用条件以及死缓制度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并对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死缓与死刑在立法上不衔接问题作了一定的阐述。     

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界限

我国刑事司法中,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是一条生死界限。然而,该界限的刑法标准即刑法解释却模糊不清,通说在理论上有瑕疵,实践中难操作。包括死刑在内的基本量刑根据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死刑适用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本身—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是犯罪人因素—人身危险性。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定条件

《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规定看似明确,却引发了刑法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在此拟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求明确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定条件。     

生与死的距离——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法律缺陷与改革

我国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核准之后,必须在7日之内交付执行。死刑执行作为罪犯生与死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法律设置的交付执行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保障司法机关纠错,也未给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救济时间,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因素之一。本文从分析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立法理念入手,着重分析了现行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延长死刑判决交付执行时间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的建议。     

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原本用以限制、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标准的混乱、其内在包含的死刑性和无期徒刑性的冲突,反而使其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并且由于司法人员对其的误用,更加加深了这一趋势。对这一悖论进行探讨。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探讨

一、两大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理念及其模式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理念 由于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不同，当今世界上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一般说来，前者侧重于国家意志的表现和执行，强调公共利益绝对高于私人利益，注重维护公益。后者在历史上以“司法优先”和“法律支配”为法治主要特征，强调行政法应往重保护私益，即主要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言而喻，作为行政法律制度中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当然离不开各自国家所确立的法制理念。大陆法系国家（在此不包括法国）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     

香港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评对内地监狱的改革

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刑罚体系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刑罚执行体系。惩教署是监禁刑罚的执行机构,其根据性别、年龄和保安等级的不同对惩教机构做了不同的分类,以适应不同的罪犯。同时,惩教署开展教育改造、劳动感化、心理服务、宗教服务、善后辅导、中途宿舍、太平绅士巡狱制度和社区参与等一系列的惩教措施来实现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对比香港监禁刑罚的执行情况,值得内地监狱借鉴。     

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探讨

加强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是保证公安机关正确执行刑事法律的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公安机关在行使立案、侦查权和执行刑罚权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加强对刑事执法责任人的法律培训和执法教育、加强刑事执法制度建设和公安法制队伍建设,建立和落实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进行了探讨。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

许多人都以为,死刑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刑罚,无非花一颗子弹而已,而将罪犯关在监狱则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1999年美国死刑执行概览

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美国1999年的死刑执行创下了二十余年来的历史新高,达98人之多,较之1998年的68人增加了44%。同时,被判处死刑而又无罪释放的有8人———这一数字也在增加,从而使无罪开释的死刑犯人数自1973年以来已升至84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伊丽诺伊斯州的阿瑟尼·波特(ＡｎｔｈｏｎｙＰｏｒｔｅｒ),他的“同案犯”由于供认罪行已被执行死刑,而按照预定的日期,他在几个小时以后也将要被执行死刑,但却被无罪释放。从死刑执行的州别来看,德克萨斯州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最多,为35人;其次是弗吉尼亚州14人,两州的死刑执行共49人,占1999年…     

罪犯服刑能力探析

服刑能力是罪犯接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对一个具备完整服刑能力的罪犯实施惩罚是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的,对于一个服刑能力有缺损的罪犯实施强制性改造则是非人道的、非正义的。我国对服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立法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致使服刑能力成为刑罚改造实践中的一个盲点。本文对服刑能力从内含之价值、认定以及对服刑能力受限者该如何处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完善我国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后续配套改革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实现全面开庭审理,不仅法院面临着一系列程序改革问题,而且检察机关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检察机关是否应当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检察机关如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等。无论从权力制约理论的要求,还是从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讲,我国检察机关都应当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此,应当从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监督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