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探析

本文较为全面地回顾了金融衍生产品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现阶段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概况,并根据实际情况阐释了目前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简要指出我国未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思路。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金融衍生市场：危险的双刃剑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首要功能是规避风险，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它却很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源     

韩国资本市场法上内幕交易规制研究

韩国通过制定、实施资本市场法,进一步完善了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力度。该法扩大了内幕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范围,强化和完善了对公开收购、大量取得或处分股份过程中的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完善和强化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等。在我国完善证券法、期货交易法律、刑法等立法过程中,韩国资本市场法的许多规定和做法均值得我国借鉴。     

发展资本市场与养老保险改革

历史的大量养老金债务以及人口老龄化使得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养老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能减少人们为养老进行储蓄的金额或储蓄的期限。养老金改革能增加资金的供给,创造新的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完善资本市场的管理监管制度,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投资限制来降低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变化幅度,同时运用谨慎人规则使养老金管理者增加灵活性。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监管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降低和转移银行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其他风险,因此,应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加以控制,并需要将其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     

多层次资本市场新风向

自从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状况多发。IPO暂停已一年有余,近日始现审慎重启之势。不久前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奠定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基础,并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完善风险融资的机制。     

加拿大资本市场中的内幕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以中国公司在加证券市场遇到的内幕交易法律问题为研究视角

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最严重的欺诈行为,世界各国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将之列为应该受到严厉制裁的行为。加拿大也不例外。本文中石油在加拿大资本市场遭诉为出发点,提出了加拿大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问题。进而详细论述加拿大内幕交易的一般理论及相关法律规定并作出相应评价分析,以期给我国立法以及我国企业在对外融资中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借鉴。     

论公司资本登记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跟进

资本登记制是公司设立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法的基础性制度。《公司法修正案》仅对资本登记制进行改革,会导致认缴登记制与现行公司设立登记操作规则的不相吻合,增加了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所以,实施资本登记制改革,配套措施必须跟进。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跟进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司设立制度完善措施的跟进,以保障公司资本登记制改革的有效进行;二是对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防控措施的跟进,以保障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不因股东投资受惠于资本登记制改革而变得失控,平衡好股东的投资利益与公司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利益关系。     

股权分置后的中国资本市场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会在理念、功能、规则体系、行为特征以及价格结构方面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具体说来有九大变化,这九大变化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中新的特征:     

企业重大金融衍生交易损失事件研究——以合约结构为基础

对中国企业2008年金融衍生交易重大损失事件的总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企业违规、境外金融机构欺诈以及交易结构分析.衍生交易的性质是各种法律合约,其损失首先来源于合约基础资产的市场变动,因此,交易结构角度的观察是法律上进行归责的前提.本文通过对中信泰富等典型损失事件中合约结构的分析,力图从事实层面厘清中国企业金融衍生交易损失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探究相关主体违规或欺诈,以及改进对衍生交易的监管提供一种方向性的引导.初步的研究结论是:金融衍生交易是企业控制商业风险的一把"双刃剑".市场风险、知识匮乏、投机等不同因素会增加衍生交易的风险程度,而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培育能佐助企业更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     

公诉案件简易程序法律制度改革与适用机制完善

简易程序是199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刑事审判程序。增设简易程序的初衷在于＂加快办案进度,节省法院的人力投入,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使法院腾出更多的力量集中处理疑难、复杂、重大的刑事案件,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是实现刑事诉讼科学化和高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①＂但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诉讼程序,其价值目标显然不止     

改革和完善刑事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思考

1996年，我国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首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此后的十几年，法律援助无论在国家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方面取得了较为积极的进展。但是，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期望没有止步于此。本文围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这一命题，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

刑事和解是近年来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努力探索的一种新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虽然目前尚缺乏有关刑事和解的统一法律规定,但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实践表明,各地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共通性和相似性,从而为立法上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各地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适用的证据条件、调解主体的担任、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对刑事和解的参与等方面仍存在不同认识,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in Equal Treatment Case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行政诉讼案件理论的发展与检讨

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理论经历了概念性研究、制度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阶段,基本线索是逐步扩大行政诉讼案件。总结回顾这20余年的发展,对四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反思:行为诉讼与关系诉讼的检讨,国家行政与非国家行政的检讨,限制范围与保障权益的检讨,权利之诉与利益之诉的检讨。     

Suicide Pacts: Six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 suicide pact is the decision of two or more people to die together. This event is rare. The majority of suicide pacts victims are married, socially isolated, with a serious physical illness in one or both partner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ll cases of suicide pacts leading to death between January 1, 2003 and December 31, 2010 referred to the Forensic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ours (France). Six cases were recorded as suicide pacts. Firearms were the preferred means of death. Five suicide notes were discovered. For some cases, it wa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whether death was the result of a suicide pact or of a homicide–suicid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An objective element, such as a suicide note and motive, is required to prove that a suicide pact is involved.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s hard to assess. In France, psychological autopsies are not performed in such cases, as the investigation is usually very sparse after the death of both individuals.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审查

<正>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实施以来,理论实务界围绕量刑建议展开了大量研究,针对量刑建议的性质、效力,量刑协商的程序,以及量刑建议的形式,特别是确定刑还是幅度刑等问题形成了诸多成果,(1)但对于量刑建议的审查,包括法院审查的内容、标准、机制等关注研究不多。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在实践中快速推进,特别是"两高三部"新近出台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这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当下司法实践中正在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刑事诉讼的效率。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强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对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合法、规范公检法行为、提升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意义重大。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使被追诉者的无罪推定权、辩护权、认罪认罚自愿性、知悉权以及程序选择权等存在巨大风险,应从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被追诉者无罪推定权的关系、加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外部保障、完善知悉权的保障、完善被追诉者认罪后的程序回转机制等方面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追诉者权利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