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真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     

从公民社会理论看第三部门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和第三部门研究二者呈现合流趋势,其直接结果是导致第三部门从公民社会理论中获得合法性支持,主要体现为存在合法性支持和运行方式合法性支持。     

高度认同与持久支持：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深层诉求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来临,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特定时代境遇。在公民社会条件下,先进性的基本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先锋性,即党作为公共领域的一个主体应该如何实现对公共性的引领;二是前沿性,也就是党如何适应自身发展的“认同压力”,有效构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深层意蕴是,如何获得社会对党执政地位的高度认同和如何赢得社会对执政实践的持久支持。     

没落还是新生?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及其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曾经为资产阶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公共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了,这种衰落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成功转型的开始。由于公共领域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能够为国家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及其在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公共领域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基于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相关理论的理解,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切入点,试图剖析公共领域的衰落及其影响。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科学事务的民主参与：欧洲共识会议

近些年来,公共政策制定领域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在新形势下也是推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公共决策     

统一战线:政治文明的重要构件

在简要阐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统一战线诸领域加强了自身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力量支持;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丰富精神资源。总括为,统一战线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件。     

政治文明:一个新的文明论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任务 ,也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研究政治文明的新课题。科学、全面地揭示政治文明的内涵和特征 ,研究政治文明的地位和意义 ,把握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能够为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政治文明涵义种种政治文明的内容和涵义 ,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前提性问题。由于人们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 ,使用的方法有别 ,对其定义的表述和理解有不小的差异。有人认为 ,所谓政治文明 ,应该主要是指人们在获取、运用、影响公共权力以分配利益的过程中的文明状态 ,其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行…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规范主义解释下的合法性理论把永恒的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追求终极价值为现实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视域下的永恒正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社会正义规则源自广泛的社会互动之中.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也以追求正义为目标,鉴于任何主体都没有能力构建理想化的正义规则体系,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只能从法治和民主等体现正义的方式着眼.法治和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既体现着正义精神,又契合着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现实.     

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欠缺与重建

公共领域理论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群众基础。然而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理论是特指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也发生了结构上的转型，从而导致曾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公共领域也发生了功能的转变。本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欠缺与重建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唯有培育出具有真正批判性的公众．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公共领域．从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青少年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的建构功能

青少年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建构功能。其表现在提供了主要的人力支持,使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首先在青少年群体内获得合法性,为其进一步在其他社会群体内争取合法性奠定基础;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从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做出贡献;提供主要的暴力支持,从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合法性建构权力基础。要想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做好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政治文明视阈下的公共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公共管理体制的变革和重构就成为政府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选择。而公共管理体制嬗变的过程必然要受到政治文明的规制和导引,体现和宏扬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促使政府公共管理从善政走向善治,并实现政治文明的实质提升。     

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之考量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治在正当性上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公民要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必然路径选择是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倡导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为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应普遍发展协商民主,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化解。     

论我国公共权力合法性及其变迁——兼析重申官僚制的逻辑

当前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某些失范导致了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回应公共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是厘清其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路径。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决定了公共权力的变迁实质上遵循了韦伯式合法性的理论轨迹，延续韦伯式合法性路径需要理性制度与公共权力供求平衡为前提，这也是重申官僚制工具理性的基础。     

关于政治文明问题研究综述

一、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关于政治文明的涵义,学术界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目前有学者认为,政治文明通常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也即指人类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成果状态。具体的讲,政治文明是指每一种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或水平,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也有学者认为应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去考察政治文明。从静态角度考察,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是指人们在获取、运用、影响公共权力以分配利益的政治过程中的文明状态,其包括政治理…     

交往实践观:全球正义论的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全球治理追求"善治",使全球正义问题凸显,成为政治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新全球化时代成为全球正义发生的历史地平线;而交往实践观成为科学解读全球正义问题的政治哲学视域。全球正义是一种在全球化公共交往平台上的公正秩序,它既是社会交往结构的规范原则之一,也是建立在自由的多元主体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公正规则,更是交往实践中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正义既要反映客观的交往结构规律性的状况,获得合理性;又要获得主体际共同价值取向的支持和认同,使之合法化。没有合理的合法性或没有合法的合理性,都不可能是正义的。     

公共价值创造: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新视角——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

公共价值创造是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但鲜有研究关注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解读数字政府治理.以公共价值创造和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为基础,基于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重新审视数字政府治理的构成维度,包括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并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关键目标的数字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为分析数字政...     

政治文明与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

政治文明与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政治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透明度越高,政治参与机制越完善,妇女参政的水平就越高,就越能从根本上体现男女平等。政治文明必将推动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对于政治文明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权力领域的男女平等能够优化政治文明环境,消除社会偏见,促进男女共创政治文明新格局,使人类社会文明达到新的高度。     

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法制保障

统筹城乡发展，制度创新是核心，法治建设要先行。为此，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该积极参与支持统筹城乡的改革试验和制度创新，为构建新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管理制度，提供合法性保障。     

政府诚信道德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诚信在维护统治、教化社会、协调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的政治诚信在为我们今天建设政府诚信提供资源的同时,也有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限度。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府诚信,不仅仅是职业操守、职业道德意义上的对政府工作人员个人的品格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合法性的道德考量和政府对公共权力运作的道德要求。本文认为,剔除和剥离传统诚信道德的人治色彩和道德决定论倾向,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树立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转变政府职能、遏止腐败、醇化社会风气、推进政治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