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由来

1975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毛泽民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     

邓小平毛远新的矛盾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毛泽东对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正大力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产生不满,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他和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他面前经常说邓小平的坏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促成毛泽东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直接导致了邓小平人生中的“第三落”。1975年9月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活动时,特意邀请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再别北京——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后

引子 严冬悄悄逝去,春天姗姗而来。1973年3月,邓小平告别了下放劳动达3年之久的所在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重返北京。1975年1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人大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丑行,要求中央派专人调查,予以解决.没想到,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广大老干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大好形势顿时发生逆转,刘冰也随之再次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     

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丑行,要求中央派专人调查,予以解决。没想到,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广大老干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大好形势顿时发生逆转,刘冰也随之再次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磨难中的温暖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万人大会,先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宣读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然后安排15人上台进行“批…     

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初期的反右倾工作

刘邓大军抵达大别山地区之初,由于远离后方,对当地情况估计不周,加之军事斗争形势严峻,因而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受此影响,部分干部战士思想趋于保守,出现右倾错误倾向。鉴于此,大军利用战斗间隙,对全军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与政治教育,从思想源头上遏制了右倾错误的产生。而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具体实践中对右倾现象予以严厉纠正。反右倾工作的胜利完成,不仅使全军上下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大军迅速走出困境,为日后地方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理由"的缘起和历史意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了人们世界现的改变,世界不再是僵化刺板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如何在这种充满偶然性的世界里雏护政治秩序并且实现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是学者们思考的主要问题.国家理由学说是这种思考的产物.国家理由以国家利益为道德基础,以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合一为前提,赋予君主绝对权力.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国家理由体现为君权的实施不是他个人的恣意妄为,而是深思熟虑的技艺.国家理由学说与主权理论互相补充,彼此互强,使中世纪处于混沌状态的道德、政治权力和法律分离开来,塑造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正确认识毛、刘关系与"文革"的发动

国内外学者对"文革"发动原因的看法众说纷纭.金春明先生曾将之归纳为"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①等十多类,其中"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是港台和西方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而毛泽东同刘少奇权力斗争导致"文革"发生的说法(以下简称"毛、刘权力斗争说")又是"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中比较典型的观点.国内学者对这一观点曾作过深刻批驳,但其影响仍然存在.     

"刘九书柜"——刘少奇的美名

刘少奇,名绍选,字渭潢.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故被称呼为九满,又叫九伢子.他8岁时开始上私塾,私塾里有学生30多人,刘少奇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却最肯用功而守规矩,品学兼优.     

共产国际、苏联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苏联党对中国革命的右倾指导.在革命军队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民革命军看成是革命的军队,并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他们拒绝陈独秀提出的武装工农要求,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虽然强调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重,但当农民运动危及到统一战线内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时,他们为了保全统一战线,命令中共中央限制农民运动,要求土地革命向统一战线让步.结果既阻止了农民运动,又毁掉了统一战线.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对蒋介石一再姑息迁就.当陈独秀准备与蒋介石决战时,他们却命令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将武汉政府当作工农政府.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东方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反帝革命。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必须将反封建与反帝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于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就发生了部分脱节。由于强调反帝革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就十分看重国民党及其军队。一方面,苏联在自己经济并不富足的情况下,拿出一定经费来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建设,力图在中国培养和训练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当国共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存在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宁肯要共产党让步,以使国民党右派及其领导的军队留在统一战线内,也不同意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反击;他们甚至不惜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好恶程度,来对待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很显然,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内在的规定性,是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     

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与必然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而不是在别的,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这项伟大事业的呢?这是研究中国改革史的人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是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改革的驱动力;同时,实行政革也是在总结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另外,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重新估计,也有利于我们党实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开放。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促动当时党的领导人作出这一艰难而伟大的决策。显然,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回答了这一问题。     

武和平与刘农军的较量

前一个时期,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九·一八大案写实片。这个片子由破案的实际资料和破案公安人员参加的表演合成,生动逼真,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主犯刘农军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没有钱,没有基础,你哪怕脑子再好,视同垃圾。”这     

“反革命罪”的缘起与变迁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自广东、湖南人湖北，一路势如破竹。然而，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武昌城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采取围困的方式，直到守城北洋军绝粮无援，才最终克复，前后持续40天之久，是北伐战争中北洋军抵抗最顽强、北伐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陈嘉谟和刘玉春是吴佩孚手下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洋军将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两人被活捉。战争年代，处置俘虏本属常事。然而，对陈嘉谟和刘玉春的处置，不仅当时南北各方意见不一，全国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更为传奇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反革命罪”．竟是以审判这两位北洋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     

寸民自治立法的缘起与法制创设

村民自治由农民首创，在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兴起，在撤社建乡之后大规模发展而来。这一民主政治建设，在兴起之初即被党和政府所充分肯定，并逐步纳入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宪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国家立法与授权立法主体由起草、审议、修改到通过，完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工作；地方立法机构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并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制定了试行法实施办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实施性的地方立法工作。     

德国民法与意思表示理论的缘起

意思表示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基本概念,它由德国的理性法学家在继受罗马法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罗马法的精神而创立,最终被德国的一系列民法典所接纳,使意思表示由理论成果发展为法律制度性的规定,进而成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并统辖了一切表意行为。     

试论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缘起与酝酿

由于几近30年海峡两岸的分离,台湾岛与祖国大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第二次工业化进程初步完成,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为一个多元化的工商社会。因此,台湾在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即要利用台湾岛内的积极力量——台商,为促进祖国大陆经济建设和海峡两岸最终走向统一之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