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赃物犯罪的未遂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理论上称为“赃物犯罪”。赃物犯罪作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犯罪形态，它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妨害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但是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对赃物的掩饰、隐瞒行为没有妨害到或足以妨害到司法机关正常的活动秩序，那么，这种情形应否认定为未遂呢？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其他方法”的认定

【案情】王某盗窃财物价值1万元，藏于家中，王莱父亲事后知王某盗赃事情。后侦查机关询问王某父亲有关此事，王某父亲称王某没有盗窃。家中亦没有王某所盗窃的赃物。     

对“掩饰”与“隐瞒”的一孔之见

笔者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掩饰”与“隐瞒”的理解是：     

浅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新修改的罪名,加强对这个新罪名的研究,将会对今后的办案起到积极的作用。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

<正>【裁判要旨】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采用"多条文规定、多罪名规范"的立法模式,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均为洗钱犯罪,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法条竞合关系。洗钱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涉案财物系特殊类型犯罪所得,但这种明知包括确定性认识和可能性认识,而且不限于具体的上游犯罪罪名。洗钱罪客观行为的行为性质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行为方式具有多样性,具体方式上的差异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但行为方式的外延仍小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对于不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的获取、占有和使用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认定,二者客观行为的区分应当重行为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对象

一、对“犯罪所得”中“犯罪”的理解。这是一个稍嫌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外刑法理论认为，本犯没有必要成立犯罪，只要是符合财产犯的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够了。因此，即使是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也可以。赞成该观点的国内学者认为，赃物罪中的本犯只是从行为的客观属性分析，已具有刑法分则各条所规定的构成特征．并具备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符合四个方面构成要件的犯罪。反对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所得的财物，一般认为不属于赃物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本犯是否构成犯罪只能在审判之后，     

行为人明知他人对车辆无处分权依然接受车辆质押的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如何正确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对车辆无处分权依然接受车辆质押的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近期法律实践中的难点,本文拟就一典型案例分析这一情况,给出相应对策。     

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探索与理论梳理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法定位为角度的分析

面对网络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超越和独立性的突破,传统共犯理论略显手足无措。应当坦率地从罪情演变和理论套路的紧张关系出发进行对话,理解和完善既有的司法规则和立法条文。形式共犯论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实质共犯论下的共犯独立性思路更为有效。司法实践对于网络共犯的制裁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三种模式并存的态势,构成了正犯化的三种途径,也面临着定量标准协调和罪刑法定限制的问题。立法修正从特殊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到一般帮助行为的正犯化,都需要厘清其性质争议和正当性质疑,进一步完善犯罪圈与罪刑相当。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需要司法解释和立法完善的双轨推进。     

扮演“人质”帮助犯罪嫌疑人逃匿的行为定性

正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程某与被告人邓某某系男女朋友关系,程某经常在邓某某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的出租屋内居住。2011年1月3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程某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万达广场的艾夫酒店六楼,持仿真手枪和刀具抢走周某人民币12600元、创维SE89型手机一部。2011年2月11日23时许,民警在南岸区花园五村7栋9-2号被告人邓某某租住处,对程某实施抓捕     

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方法”的认定

正案名: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基本案情 2012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张某某驾驶牌号为沪CRX312的小型面包车,集中于凌晨3时至7时间,通过反复在G1501沪嘉收费站嘉定城区发卡口领取高速公路通行卡,并驾车逆向行驶、穿越撬开的隔离墩、穿越隔离栏缺口等方式,非正常离开高速公路路网,从而骗取高速公路通行卡及逃避正常交卡付费,后又将套取     

准确把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的立案标准——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视角

正根据《刑法》第397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定罪处罚。但作为犯罪构成的结果要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立法语言高度抽象,不仅在理论界广受诟病,也给司法实务造成混乱甚至发生"检法争议"[1]。自1997年《刑法》修改至今,最高司法机关先     

“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问题的处理

正本文案例启示:"性保健品"可以成为假药犯罪的对象,行为人只要认知到其所卖的"性保健品"具有药的特性功效,且确定是假药、可能是假药,或可能不是真药的,均可认定行为人具备假药犯罪的主观故意。基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成本考虑,在司法实践中,"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应低于一般的假药犯罪。[基本案情]2012年11月19日,被告人叶某因犯销售假药罪被上海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2013年3月14日,公安机关接举报,在叶某无证经营的成人保健品店内,查获其从非正规渠道购入的,由西藏力龙     

应提高“以营利为目的”的容留吸毒犯罪的量刑档次

《刑法》第354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刑法规定，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规定“以营利或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主观要件。也就是说，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成无需以行为人具有营利或牟取非法利益为必要条件，营利与否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这主要是因为：1、不以营利或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容留他人吸毒行为，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     

“为他人自杀提供工具、药物”类帮助行为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刘某与张某是夫妻。婚后半年,张某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全家生活由刘芳一人打理。后来,张某病情加重,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并让刘某为其买毒药,未被理睬。某日凌晨,张某再度因疼痛无法入睡。女儿被吵醒,指责张某。张某因此情绪激动,遂与刘某争执。激动之际,刘某拿出敌敌畏倒在杯中,放在床边,说:"你不是想死吗?这里有毒药,有本事你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