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宪法发展进程中的双重变奏——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视角

欧盟宪法较之于民族国家的宪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欧盟宪法不是来自于一次政治决断，而是由多个连续性的决断构成，这就表现为欧盟宪法的发展或欧盟统合秩序的形成是一个由多种力量或因素参与其间的法律与政治进程，其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最为重要，从而欧盟宪法的发展进程也就体现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共和主义是欧盟宪法的灵魂与骨架，而自由主义在欧盟宪法发展之初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存在的。随着欧盟宪法的发展，因触及了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及成员国人民的福利，自由主义则成为欧盟宪法发展中重要反对性力量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但是，源于“欧洲梦”的追求，共和主义较之于自由主义始终具有正当性与统摄性。欧盟宪法未来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取决于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     

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

凯斯·桑斯坦是当代美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宪法学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主将,桑斯坦建构了以审议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宪法与司法审查理论。在政治理论中,审议民主构成了共和主义政治区别于多元主义政治的关键;在宪法理论中,美国宪法规定了以审议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私人的"赤裸偏好"不是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依据;而在司法审查理论中,法院的角色是审议政治的审议者,因此要求一种能动的司法审查。     

佩迪特“无支配”自由观的演变及其共和主义国家观的挑战

引言 政治学理论前沿潮流当中，共和主义的复兴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支。尤其是以斯金纳与佩迪特为代表的“新罗马派”的影响最为重大。与早期的共和主义者不同，他们直接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的理解提出了挑战，不论是早期斯金纳倡导的对“消极自由的新理解”还是早期佩迪特的“弹性无干涉”都试图在后伯林的时代超越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     

共和与民主宪政

共和国是千百年来政治法律家们所追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主义可以使各种社会政治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 ,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 ,是近现代人们所推崇的政体的主流形式。宪政主义的核心是废除绝对主权 ,强调对宪法限制统治权 ,确认并保护人民的权利。共和与民主并不矛盾 ,民主是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 ,但民主必须受到节制 ,共和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 ,民主共和必须由宪法予以确认。在宪政的体制下发扬民主 ,完善共和 ,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     

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抑或共和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宪法强调自由主义,以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为核心来型塑各种制度。然而在现代社会,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面临着困境,其需要从共和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中国宪法强调共和主义,需要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弥补其不足。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有机结合。     

“仁”与“共和”传统——贵族法文化的历史命运

"仁"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观念。甲骨文所见"仁"字及其原形字反映了东夷民族的风俗习惯。"仁"的基本精神是"相人耦"即相敬互爱、诚实合作。"相人耦"在殷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体现,是君臣合治的"共和"精神,这也是贵族法文化的基石。孔子在传统"共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圣贤政治理论。战国以降,贵族法文化整体走向衰落,"共和"精神受到冲击。但在漫长帝制时代,不绝如缕的"共和"精神仍然发挥着潜在影响。     

隐私权的政治哲学辩护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哲学,自由主义通常被作为隐私权的政治哲学基础。在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权利优先于善”的质疑中,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以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理路也对隐私权作出了辩护。厘清和阐释这三种政治哲学对隐私权的辩护方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隐私权的概念理解。     

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以美国为样本的考察

当代美国宪法变迁理论面临社会运动的重大挑战,其核心关切在于:通过解释宪法,平衡并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在实然层面,自由派宪法学家批判原旨主义等思潮,从个案出发,恢复社会运动作用于司法释宪的本来面目,进而总结这种作用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作用机制的宪法文化理论和作用周期上的三阶段论。在应然层面,社会运动背负派系政治的"原罪",与制宪时代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抵牾。冷战时期,多元主义理论将社会运动与民主价值挂钩,开始接纳其宪法地位。为了调和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社会运动对司法释宪的影响必须受到限制,多元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则提出了不同的限制方案。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经济法视野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以共和主义为视角

目次一、共和主义源流及其理论精髓二、经济法视野下国家与市场关系既有研究的分析与批判三、共和主义视角下经济法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四、共和主义视角下经济法国家与市场关系展开的路径:协商民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直接关涉经济法基本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运作。故而,全面构建经济法视野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意义重大。尽管     

民国初期的“共和”观念

“共和”在近代西方宪政意义上是指这样一种政体 :政府的权力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人民大众授予的 ,执掌政府权力的人员应向人民负责 ,并且其任职期限是明确固定的。而民初国人由于受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对“共和”的理解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这是民初宪政迟迟不能走上正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82宪法”三十而立

宪法，世之经纬，国之重器。它象征着一国的政治法统，乃国权与民权关系的根本维系。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看，能否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保持法统的连续和权威，宪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是“82宪法”颁布3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部共和宪法颁布100年。     

博客时代下的中国协商民主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论已经成为西方一种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鼎足而立的新型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以其力图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鸿沟而将二者融合的努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言,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探讨博客这一新兴的媒体在实现哈贝马斯民主理论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人治主义”观念的历史根源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经验,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清除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影响。本文拟从理论上剖析“人治主义”观念的历史根源,这对我们当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是没有裨益的。“人治主义”这一概念是梁启超于1922年汇辑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说:“儒家此种政治,自然是希望有圣君贤相在上,方能实行,故我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儒家的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孙大午和他的“私企君主立宪制”

真正要做好企业,持续发展,必须超越算计的境界和争斗的格局,简单地说,它必须是共和的前不久拜访原毛泽东秘书、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老先生,获赠老人最新版的诗集《龙胆紫集》,读到其中一首叫《大午庄园留念》的诗:“社会如何主义哉?一枝红杏出墙来。荒原忽现     

试论西塞罗的共和法治思想

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于公元前106年1月3日诞生于罗马东南阿尔皮努姆一个骑士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师从过许多著名的大师，并追随著名的法官斯凯涯拉侍读法律和旁听审案。公元前腴年，西塞罗开始投身公共事务，在执政官庞培·斯特拉波麾下服役。公元前幻年，获取担任律师的资格。公元前76年，出任罗马的财政官，开始登上罗马的政治舞台。公元前69年，又出任罗马的高级营造官。公元前68年，担任行政长官，公元前63年，当选为罗马执政官，登上权力顶峰。西塞罗为政时代，正是罗马从共和向帝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共和主义，是西塞罗…     

公益诉讼的本质及其理论基础

我国法学界对公益诉讼基本局限于制度性探讨,而没有揭示公益诉讼运作的内在机理。公益诉讼本质上是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公民共和主义而非自由主义。     

法典化的三重视角

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法典是政治的产物。近代的法典化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法典之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法典化现象本身则彰显着共和主义和立法中心主义的政治思潮。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最后，法典也是完备立法技术的产物。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法典并非法律发展的终点，法典化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成熟的动态过程，仰赖以法典评注和判例研究为支撑的教义学的发展。     

“瑞典模式”治堵

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的展开，进入新世纪以后，征收拥堵费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筹码被提上了瑞典政府的议事日程。当然，当政者很明白，征收拥堵费难免引发民怨，所以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必须精心策划，以求迅速转化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