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实践困境、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制度理念。但在实践中,依法分类的界限和标准的模糊性、法治体系与群众生活诉求的非对称性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较弱的依法治理能力都制约着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制度理念的实现。而信访工作机构的科层化运作与群众信访诉求的平面化生成之间的矛盾、法治系统与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之间的矛盾则深刻揭示了依法分类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本质上反映了信访工作中政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缓和这种内在张力,需要结合基层信访工作实践创新工作机制。优化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工作实践,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建立信访诉求化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立足于信访的社会治理功能定位,采用"先调后导"的工作模式,逐步吸纳法律精英人士参与到依法分类治理实践,进而有效实现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制度理念。     

国家治理视野下信访制度特性和功能的再审视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宝贵制度资源,它是体现"公民信赖"的制度,是遵循"动态民主"的制度,是简便高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范围广泛的"权力监督"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审视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具有特质数据、负正效应、隐性推力和刚性依赖等四大特性。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权益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风险预警、政策纠偏的制度设置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法定渠道,从长远而言,推动新时期信访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积极推进以信访立法为抓手的信访法治化进程,推进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推进信访机构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特色智库。     

完善信访制度研究

信访制度在中国政治环境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信访制度已经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完善信访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整体设计,从改革信访体制、健全信访机制、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推进信访法治等方面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路径。改革信访体制,可供参考的模式有:"机构整合"模式、"功能整合"模式和"专门委员会"模式;健全信访机制,重点是:健全信访问题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信访问题监测预警机制,权益保障、疏导教育、稳定控制相统一的问题处理机制,司法、行政、社会相配套的权利救济机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方面齐抓共管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信访工作方法:即创新"预防"工作方法、"受理"工作方法和办理工作方法等;推进信访法治:即明确信访机构的法律地位、信访法律关系、规范信访程序、规定信访机构的权限、明确国家机关在信访工作中的责任等。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网上信访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时代产物,有效拓宽了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渠道,成为推进信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呈现加速趋势的风险社会中,复杂和疑难信访事项不断涌现,加之线上数字化行动的主体缺场与压力型体制形塑的信访考核压力,网上信访治理时常陷入与信访人期望发生偏差的符号化境遇。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倾向与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生命线发生了偏离,极易诱发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网络舆情、对信访机构的制度认同转化为信任流失以及个体理性转化为群体非理性等一系列风险。为此,可以围绕聚合多元力量打造网上信访治理共同体、发挥前沿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确保主体在场以及加强信访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等方面进行尝试应对。     

信访制度改革的争论与改革创新

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主要三种观点存在明显的争论,但三种观点都将信访工作的主要功能领域界定为事后纠错或救济,实际上都是在"信访后置"的模式下来认识和分析信访工作的弊病,并据此提出改革的方法。"信访后置"因信访机构本身权威的缺陷难以有效解决剧增的信访量,也无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应将"信访后置"转变为"信访前置",将信访工作前移至决策环节,在源头上化解和防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信访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访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前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信访制度改革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认为信访制度改革应坚持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实现信访治理的系统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注重疏导、加强引导,实现信访治理的综合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信访治理的源头化。     

违法信访的社会心态解析与情理法融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新时代的信访形势总体向好,但违法信访形势仍较为严峻,突出表现在少数信访人心态失衡,越级上访、集体闹访、谋利上访等行为时有发生,违法信访亟待实现有效治理。基于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剖析违法信访行为存在仇官、从众、逐利等三种典型不良社会心态。在阐释违法信访行为成因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探索了情、理、法的融合治理之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心理疏导、多元化解、依法处置等三大治理机制,以期消解上访者负面心理情绪,引导上访者理性表达诉求,助推干群依法信访与治访。     

网络信访:概念辨析、实践演进与治理创新

网络信访是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实践,可以推动传统信访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符合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政府治理变革的总体方向。"网络信访"这一概念缘起于政府信访工作的实践,涉及信访信息系统、网上信访、信访信息化和网络信访等四种表述方式。追溯网络信访的实践演进,大体分两个阶段:一是基于政府专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二是基于互联网的信访信息系统阶段。以淮安"阳光信访"为案例研究发现,网络信访的治理创新主要体现在方式创新、流程创新、功能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在这四种创新中,方式创新和功能创新起核心作用。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只有将信访制度改革与整个社会现行制度体系结合起来,信访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从而走出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境。     

信访立法及其走向:学术论争与政策分析

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信访立法的关注逐步增多,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方面均有进步,严肃的学术成果日益增多,能较为客观而公允地分析现有信访条例等法律文件在理念与原则、表达规范与语言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议题近年来虽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力推,但尚处于工作研究或政策研究阶段,并未进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对有关地方信访法律文本的分析表明,立法本身的理念与精神、规则与技术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与现代国家建设、法治建设尚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分析统一信访立法的条件问题十分必要。而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于国家治理未必有利,理应谨慎。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转型期我国信访制度改革问题研究述评——兼谈对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反思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政治制度,对缓解社会矛盾与维护社会稳定曾发挥过"春风化雨"的作用。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信访洪峰"的出现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同时使信访制度陷入困境。对此,学者们对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和特点、主要缺陷和改革的基本取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本文对此进行简要的梳理,并作一反思。     

信访衍生问题及其防范治理

信访衍生问题就是信访原问题未能得以依法及时就地解决而派生或衍生的系列不良现象。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质态非法性,态势严峻性,利益驱动性,破坏连续性,危害延伸性。其容易导致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反感甚至反抗,引发党和政府的安全隐患,使信访领域充满矛盾、悖论和稳定的变数。防范治理信访衍生问题,应推进信访体制改革,坚持信访有理推定、诉求有解推定的原则,加大信访"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的落实力度,推进信访以及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权力的阳光化和权力运作流程的阳光化,坚决贯彻落实信访责任制、信访问责制以及对闹事闹访责任的追究制度。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我国的信访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有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民联系、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信访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必须探讨完善信访制度的思路和措施。     

信访制度与信访实践再思考——着眼和谐社会的政策回应渠道建设

我国特有的信访制度作为政策回应的制度化渠道,在社会和谐与稳定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但信访制度设计还存在定位不准确、职能不清晰、机构不独立、监督乏力等缺陷。而在实践中,信访制度又受到公务人员、信访人及公众、各级政府首长或行政领导等人的因素的制约。要改革信访制度与实践,需要从制度定位、管理权限与机构建设、主客体素质建设、信访危机管理等方面加以思考与推进。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浅析法治视域下的农村信访问题

信访工作尤其农村信访是政府和老百姓沟通的桥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普通老百姓"下情上达"的一条重要渠道,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树立政府亲民形象的一扇窗口。然而,近年来,部分地方的农村信访势头却逐渐升温,甚至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群访、重访、赴省进京上访的现象更是不断出现。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和让信访工作回归法治轨道的持续强化,面对上述信访现象,人们不禁要对农村信访的现状、引发的原因和法治社会下的农村信访工作对策进行深思,从而也促使我国农民群众的信访问题逐步走向合法信访和理性信访的正常渠道。     

涉诉信访法治化运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国内信访总量始终在高位运行,信访积案化解仍未走出前清后积的"怪圈",群众"弃法转访""以访压法"现象时有发生。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司法前行的"包袱"。为规避涉诉信访对司法公信力的冲击,有必要将信访制度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涉诉信访运行机制、源头治理的法治化。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与制度安排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缺失主要表现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预警机制不完善、工作流程阻滞、特有文化与法律权威的矛盾冲突。其原因在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存在着人治色彩、救济功能大于法律救济功能、与群众工作的互联互通程度较弱。提高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性程度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健全群众工作制度,以群众工作统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合理配置和科学设计纪检信访举报权力以及流程;健全法律制度,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体制之内"变为"法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