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二十周年

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并规定自199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论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五大特点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跟随时代发展，创制了一系列新的内容，其特点表现在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得到全面保障；留守未成年人的监护缺失问题受到高度关注；确立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法律防控机制；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以体现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特别关怀；在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进一步提高司法保护力度。本文针对新法这些主要特点和内容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探讨，寻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长效机制。     

中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新发展——解读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方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法律的修改，扩大了司法机关扩大收办权益保护案件的范围。增强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规定，增强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责任，这是建立在未成年人是成长中的独立主体和未成年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也是吸纳我国理论研究和地方立法的原创性成果的体现。     

未成年人保护法：权利和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及其重要意义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6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全面充实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四大保护的内容，强化了法律责任。该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以积极姿态迎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154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的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原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比较，修订后的新法律有许多创新和亮点，不仅明确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重要内容，还就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许多方面作了明确和具体规定，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得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饮酒、吸烟；老师辱骂学生要受到惩处；学校不得延长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修订进路与完善方案

2019年10月22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请审议,随后向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相对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在增设新的制度规范、完善现有制度规范以及删改陈旧不适宜的制度规范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使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更加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尚存在部分内容规定较为模糊、责任主体界定不清、权责不明,部分社会热点问题未作出回应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纪念《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十周年

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性侵害的立法防护

性侵害是对儿童健康权的严重侵犯。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加强学校性教育、实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增设强制报告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创新强化网络保护制度等诸多方面,为儿童性侵害的防护提供了立法保障。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学校性教育立法——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学校性教育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学校性教育在我国首次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与支持。本研究试图借助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学校性教育立法的制定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时代发展变化中的实践问题的问题源流,提供立法的基础;政策共同体的建议与活动的政策源流,形成立法的环境;执政党的理念与国民情绪的政治源流,推动立法的进程。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关键节点上,三大源流得以汇合,学校性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开启,政策议程得以确立,学校性教育正式纳入我国法律。     

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非常关心。1979年党中央提出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1985年党中央又指出“能否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并为此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     

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的互动归因及其化解——兼评网络游戏的原罪问题

网络游戏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迅速蔓延开来的一种新型产业,相伴而来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益显性化。网络游戏自身与青少年犯罪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依附性,现实情境和生活环境下的网络游戏存在多元的社会危害,我们不能断然否定网络游戏原罪的客观性。与网络游戏相关的青少年犯罪是网络游戏与青少年自身结合的多种原因互动所致,因此在预防和控制与网络游戏相关的青少年犯罪时必须采取积极和综合性对策,从动态平衡的视角出发,真正有效地对此类犯罪有所控制。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未成年人发展环境

作为早期福利保护的衔接,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公约文件所肯定。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与教育模式问题、未成年人的文化娱乐与媒体管制问题、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与“少年帮派治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的意见表达权与社会事务参与问题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相对复杂,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上述问题,以保障未成年人社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论青少年与网络犯罪场

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被害这对现象是当前犯罪学和社会学关注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当前的网络生活背景中,在网络犯罪场的作用下,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被害的互动性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网络犯罪场的基本特征,分析网络犯罪场的作用下的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被害各自发生的机制及其内在关联性,并为预防和控制由网络诱发的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被害提出可行性的应对策略。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也日趋复杂,而我国没有单独的刑事证据立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系列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中,不能完全满足实践操作的需要。笔者会对目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适用的现状与不足,就建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作出一些肤浅的探讨。     

网络环境与青少年的法制、伦理意识

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已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采用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及时开展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网络伦理、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问题研究,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     

关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目前,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罪人被确定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能够有效地克服对未成年犯监禁刑罚的弊端,有利于合理配置未成年犯行刑资源。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刚刚开始,推进试点工作首先应当着力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其次,各地在试点工作中还应当选择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污名化与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

“污名化”是特定群体遭受社会排斥与歧视的过程。污名化使得闲散青少年遭受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对其日常生活、角色及人际关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闲散青少年心理上产生焦虑感、隔离感和被剥夺感,从而归属感缺失,自律性降低,严重地影响着闲散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对社会生活的心理适应,从而导致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     

青少年生命意识淡漠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青少年残害他人生命自杀现象日益突出。青少年生命意识较为淡漠与青少年没有形成良好的生命意识,既有其自身的心理、生理等原因,又与教育、制度以及舆论引导等三个方面的缺失有着极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