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在先秦两汉的演变

“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嬗变进程。《尚书·尧典》“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左传》“诗以言志”,就是指春秋时期所盛行的“赋诗言志”或“称诗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规范了诗“言志”的内容,而且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     

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受到儒家“诗教”理论的深刻濡染，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作者对封建政治进行了美化；另一方面，又大量暴露了它的罪恶。此外，作者在创作中还很好地贯彻了儒家“诗教”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传统。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

在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之间,不少诗人运用传统诗的形式,采用新名词,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促成了中国诗坛的变革运动。为了推动这一诗歌变革运动的发展,其倡导者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在此书及稍后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一些理论主张。后来就称这次诗歌变革运动为“诗界革命”。本文拟着重讨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问题。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试论台湾“葡萄园”诗歌创作特色及其理论主张

诗常被认为是文学品类中的贵族.诗难写,诗人难当,诗评难做,诗路难走,现在又多了两个“难”:诗歌难读,诗集难出.可喜的是,不管诗的事业遇到多少个“难”字,历史上依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执著追求诗     

“合族”之欢与“亲亲”之意——试论《诗经》中的宴飨诗

《诗经》宴飨诗中有几篇以周王宴飨族人的私宴为主要内容,它是在当时周王“收族”、“合族”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收族”是周王以宗子身份联合其他小宗以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合族”是“收族”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宗子以饮食之礼亲近其他小宗和亲族。“亲亲”之意是这些诗的主旨。     

分论皎然的“境”与“意”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学思想其论述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细致都远远超过当时纷繁驳杂的诗格类著作的水平。其对于“境”与“意”的精准阐述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影响深远。此种对“境”与“意”的分别论述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禅、玄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生发意义,并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初始状态。分别考察皎然的“境”、“意”理论可以一窥唐代诗学,乃至中国传统诗学的若干特征。     

“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诗无达诂”新解

中国古代诗评历代有“诗无达诂”之叹。其实，古代文论中“知人论世”等观点推之极端，有将艺术与历史等同之弊。因作品艺术手法的不同，或读者自身审美经验的参与，艺术欣赏中出现的“诗无达诂”现象不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情理中事。     

“以意逆志”的现代重构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论，对后世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孟子·万章冲，孟子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主张鉴赏或评论文学作品，不应割裂辞句，或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歪曲诗的本义，而应从整体上来体会和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次建构起了鉴赏论和批评论的骨架。然而，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后世人的理解部分歧很大，焦点集中在对“意”与“志”关系的解释上：“意’倒底是“说诗者”的意，还是“作诗者”的意？“以意…     

说“异客”——读王维诗作札记之一

王维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异客”一词,时下流行的唐诗选本及王诗专集均未为之作注释义。本文从该词出现的具体语境出发,运用语素义与词义构成具有共变性的词汇学理论,对该词的含义作了分析与概括。此外,还从修辞的角度,对该词在“九月”一诗中的独有价值作了简要阐述。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象征”的契合:在移植与模仿之间再造诗格

现代诗人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通过移植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创作,在中国诗坛上建造起一种新的诗格:“象征诗”。这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无疑是“新的颤栗”。它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     

明清曲论中的“接受美学”

自宋元以来,说唱文学高度繁荣,这种被称为俗文学的审美形式,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按照俗众的审美需要进行创作。进入明代以后,说唱文学的形式开始被一些正统文人所利用,在戏曲中出现了“以时文为曲”和“以诗为曲”的创作倾向。出于对这种创作倾向的维护和反对,由是造成“文采派”与“本色派”之争。我们不妨借用“接受美学”这个概念来探讨一下“本色派”理论中的美学意义。 “读者中心”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所在,而明清曲论中的“本色派”就是坚持了“读者”这     

关于唐宋词中“月”的意象分析

关于唐宋词中“月”的意象分析熊昕绘“月”在中国文学中出现频率呈倍增长，至晚唐北宋达于巅峰。“月”自从进入人的审美视野，便不断派生、衍播出含蕴不尽的象征喻指。我们知道，月虽然只是自然界中一个纯客观的物象，但它却逐渐成为华夏之邦人化自然的组成部分，成为诗...     

浅谈中国文学理论中“虚与实”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某些理论范畴是成对出现的,如“有与无”、“奇与正”、“阴与阳”、“虚与实”、“真与幻”等等。继承并发掘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遗产,对我们今天文学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下面谈谈本人对“虚与实”这一对理论范畴的肤浅认识。     

关于“诗回到诗本身”

一位省级文学刊物编辑,也是一位诗人,在抗击非典高潮中倡议办一期诗歌专号,主题是“以生命的名义”。倡议得到编辑部同仁的支持,发出了约稿信。使她失望的是一些诗人大摇其头:“非典这种事情能写诗吗?诗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诗好不容易回到了诗本身、人本身!”这位编辑困惑地说:“‘诗本身’或者‘人本身’是什么样儿呢?”由此想到的下一个问题是:“诗本身”该什么样,谁说了算?常听一些文学理论家描述说,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摆脱了意识形态、摆脱了经济建设、摆脱了写中心唱中心,回到人本身了……这样的一种“诗本身”论认为,诗用来载道是对诗…     

引入文学典章 增加人文含量

结合政治课教学内容,从古今中外文学典章中选取一些精彩片断,作为所学理论的例证或为学生思考设置情景,既可增添课堂教学活力,也有利于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比如,在讲“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时,我选取了苏轼的《琴诗》。诗中写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在引导学生对这首诗的意境进行赏析的基础上,要求大家思考诗中“琴”、“指头”、“琴声”以至美妙乐曲之间的关系。通过点拨使学生懂得:“琴声”是一个整体,它既离不开“琴”,也离不开“指头”;至于美妙的乐…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