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国际法视野下的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只有在联合国的批准或授权下,或经被干涉国的邀请,国际社会才能对发生于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而西方大国越来越倾向于擅自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武力介入他国。这种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多是某些国家实现一己私利的工具,从未成为国际习惯,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因此是违反国际法的。而联合国现行的体制无法有效发挥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方面应有的作用,使大国有了擅行干涉的口实。为此,应完善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体制。     

国家保护责任三题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有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是对传统的主权、安全观的重新阐释.国家保护责任理论通过对安理会作用的扩张解释,赋予了国际社会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保护的责任”与宽容、多元的价值秩序

"保护的责任"是一种新的人权保护观念和规范,它要求主权国家必须承担和履行保护其国内人民的重大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由于"保护的责任"在内涵发展与具体适用等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与分歧,为使"保护的责任"得到正确的解释运用,防止其被滥用,应当坚持国际社会的容忍性、多样性,以宽容、多元的人权价值及其相应的国际秩序为基础来指导国内人权保护。     

人权的全球化:概念与维度

人权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现象之一。它不仅仅意味着人权制度的跨国作用 ,而且也意味着人权思想、学说、意识的跨国交流。在人权国际化的过程中 ,宜以人道主义和权利本位为出发点 ,以文明间的共存和可持续发展为准则 ,在其发展过程中 ,应当以国际合作为主导方式 ,不能包罗万象的建构国际人权体系 ,另外应重视人权谱系的全面性。在此前提下 ,构筑共同的人权高标准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     

和谐社会的公法建构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社会,能够全面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现代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并以公法为其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本文认为,现行公法处于失衡状态,这集中表现为社会关系因公共权力的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而无法得到全面理顺,社会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中国要实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核心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遵循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与保护和拓展公民权利的公法制度变革主旨,采取国家主导和公众全方位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对公法加以结构性调整;要调整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结构,重塑制约与激励相容的公法机制,通过对症下药解决造成社会失调的公法失衡症结,全面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     

"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冷战后,西方大国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盗用和滥用国际人权保护的名义,频繁地对外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其实质是强制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严重违背了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新霸权的反映.     

公司的责任机制

公司的责任机制作为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先进的新理念对我国公司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以江平教授近期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作的基调发言为基点,联系公司的责任机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中国特定的计划经济背景,研究在我国公司的责任机制该如何设置,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制度,完善公司法、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制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制度。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合作联盟的构建

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现行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与"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匹配,这源自西方传统和西方话语体系带来的文化和法律理念差异及由此造成的参与困境。为此,创建以削减文化和法律理念差异带来的负面障碍为出发点,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引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合作联盟具有应然性,它比我国主导构建的单一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更具价值。作为一个着眼于长远的机制,仲裁合作联盟应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中心这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社会团体法人为整体平台支撑,具备共享的仲裁服务、独立的案件裁决以及创新的联合仲裁功能相结合的多重复合功能,逐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区域共同体的形成。     

国际人权法的晚近发展及未来趋势

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对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提出严峻挑战。从过去单一强调"国家安全"到人本回归;从"保护的责任"概念的提出,强调国家主权更意味着对人民的保护责任。这些有关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念上的变化,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诞生,则彰显了国际社会意欲强化国际人权法的实施监督机制的决心,这是国际人权法未来发展的趋势。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国际刑法成长的根基——人道主义诉求

国际刑法的发展是建构在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法的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催生了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法治.但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只是保卫人道主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以此为思路,国际刑法的发展脉络可以表现为:人道主义法的确立和发展--反人道主义罪行的规制和惩罚--人权法的创制和发展--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过程中凸现的法定性原则等分歧是国际刑法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分歧.反人道主义犯罪的刑事规制为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确立了基本价值和原则标准.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

“保护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以及在其他各种情形下承担人权保护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容易发生对平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民用设施的侵害,但是,主权国家应当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等行为才能符合人权保护责任的要求,对此,“保护的责任”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和依据。为防止评估确认上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国际社会应当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为基本依据,并主要通过对人道法规范在具体情势下的解释适用,来评估确认政府军事行动是否符合人权保护责任上的特定要求,以及是否构成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严重情形,从而确定国际社会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与方式。     

从伊拉克战争看人权的国际保护

2003年3月20日,美英等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行动。同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境内的主要战事结束。到目前为止,伊拉克局势仍动荡不已。这场战争造成了海湾地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伊拉克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法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线索,主要探讨人权的国际保护及其实施等问题。     

浅论网络服务商版权间接侵权责任之合理规制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探讨ISP间接侵权责任的合理规制路径，即以明确规范ISP的合理注意义务为主导规范，借鉴“红旗标准”作为认定ISP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界限，探讨第三方认证机制及其功能构建，从而实现法律与网络技术对接，达到版权保护与ISP利益、网络业的发展乃至社会公益的整体平衡。     

从使用武力法看保护的责任理论

保护的责任是21世纪初国际上出现的新理论。将该理论中的军事干涉因素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定进行比较,观察近10年来国际社会的有关实践,可以认为该理论并未在国际法上改变现行的使用武力法规则,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中军事干涉问题并未形成共识。现阶段对以军事手段实施保护责任应持谨慎态度。     

反垄断诉讼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建构

反垄断诉讼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将诉讼看作争议解决机制;二是以秩序建构为中心,将诉讼看作建构理想秩序的重要机制。反垄断法的产生、发展与有机社会的生成同步。垄断行为属于风险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延伸性、难以恢复性,因而反垄断法属于现代社会规制法。与此相应,反垄断诉讼应是秩序建构诉讼,在价值上注重竞争秩序的建构,在功能上主张司法能动、积极回应社会在竞争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在构造上主张放宽原告条件,建立多元参与的诉讼机制。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即缺乏强制性,又没有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制度安排。今后应从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制度、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明确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订与国际接轨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等几方面加以完善。     

论构建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在建构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过程中,基本原则的确立及其范围的界定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根据国际恐怖主义的特点及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国家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主导原则、人权保护原则和标本兼治原则等五个原则,应当构成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社会认证:劳工权利监管的政策工具创新——以苹果公司供应链企业审核为例

社会认证是西方国家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在买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下,区别于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团结两种保护工具,社会认证模式基于消费者的良心选择,以点名和羞辱为斗争策略对跨国品牌商进行监督。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对社会认证监管模式的批评在于它是品牌公司的公关行为,是基于消费者和市场压力下品牌公司的道德重构运动。论文基于苹果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文本,分析认证体系对劳工权益保护的促进作用,并回应海内外学者对认证监管模式的质疑。论文认为,社会认证作为一种全新的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嵌入性的过程,认证监管填补了传统国家和政府监管的空白,它与中国的立法进步、政府行政力量的加强以及工会的倒逼转型和NGO的成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