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识论中主体能动性探析

主体能动性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独特理解、时想象力及范畴的描述、对"统觉"或"自我意识"的阐述等对主体能动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具体论证,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进行了一场革命.     

黑格尔的主客统一解决路径及历史回响

如何解答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显然成为了萦绕在西方哲学家们心头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可以管窥人类对周遭世界认识能力的逐步深化,从象征着人类童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先天综合判断",都力求完美诠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始终走不出形而上的哲学迷宫。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用强势的"主体及实体原则"回答了这一历史之谜。他的解决路径,也为后继者们提供了人类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瑰宝,成为马克思哲学伟大变革的支点。立足于黑格尔面临的康德所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其解决思路谈起,进行客观评价,以及马克思对此思路的扬弃和发展,理顺了黑格尔主客体统一路径的逻辑线索,同时,此问题的解决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回响。     

康德与马克思道德思想的主体之辨

康德与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截然不同,虽然两者都明确地将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并围绕着人来进行道德体系建构,但由于二者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他们的道德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在先验哲学中,康德将人看作是同时生活在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二元的有限存在物,并为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了界限。因此,康德将道德律作为一条绝对命令而颁布给人,将道德标准作为先天的知识而赋予人。与此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出发,从人的活动中、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中考察道德的产生、存在和变化,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的本质,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的道德样态,实现了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超越。     

康德认识论中主体能动性探析

主体能动性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独特理解、对想象力及范畴的描述、对＂统觉＂或＂自我意识＂的阐述等对主体能动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具体论证,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进行了一场革命。     

康德自然观的人文蕴涵

康德将自然规定为呈现于主体的现象界,对希腊目的论自然观与近代机械自然观进行了扬弃,从而将"神"的自然与"物"的自然转换为"人"的自然.至此,自然的"合目的性"作为一个主观原理,构成了审美判断的基本根据,沟通了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使美获得与知识、道德并重的地位.康德的自然观将自然置于向人生成的"目的性"结构中,对现代科技文明提出了超前性的反思,也为现代美学开辟出深邃的人文空间.     

建构主义: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康德在哲学领域中发动了哥白尼革命,开创了建构主义传统,即主体所认识的是主体所建构的客体。但康德的建构主义是非历史的,因为他将主体仅仅还原为基于时间空间的先验直观形式和先验自我的范畴之上的认识结构。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非历史性,发展了其建构主义,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建构主义中的历史性,同时赋予了建构主义新的内涵,即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主体的建构其实就是主体的生产劳动。     

“二律背反”消解的悖论方法论价值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揭示的"二律背反"是典型的哲学悖论.通过辨析前提预设、揭示辩证矛盾关系、创新导致该悖论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黑格尔消解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的消解,不仅使康德哲学走出了理性认知的困境,还具有普适的悖论方法论价值.     

论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

康德通过一场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将道德哲学作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来加以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树立起道德的最高准则,从而建构起一整套伦理学的概念,如命令、义务、意志和善等。但是,康德的道德范畴是基于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他抛弃感性经验谈论道德的高尚却并未说明如何进行道德实践。由此,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道德的目标和实现之间,势必会出现诸如感性和理性、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至善和现实的德性等一系列的鸿沟。基于此,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将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转换为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道德,使主体重新出场、对客体重新阐释以及在实践中将二者统一,从而为人类的道德诉求与终极关怀提供了现实指导,同时也实现了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     

论作为文化批判的启蒙

启蒙的作用主要是执行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 ,并在批判中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创造性的转换 ,从而促进全新的主体的生成。因此 ,启蒙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建构 ,而且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持恒的批判活动。启蒙的这种批判的本性 ,就根植于人的实践创造的活动之中。从康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到福柯 ,他们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 ,正是对启蒙的这一本质的揭示 ,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实质在于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使启蒙理性丧失了其批判的维度 ,蜕化为单纯的技术理性。为此 ,必须通过重建主体性 ,在人的实践创造本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启蒙     

审美批判与政治批判——阿伦特的康德政治哲学解读

阿伦特通过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审美判断力＂的解读,洞见到了＂包含着其政治哲学中最伟大、最有创见的思想＂,并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判断＂理论。我们需要从康德＂审美判断力＂所涵盖的＂质＂、＂量＂、＂关系＂、＂模态＂来理解阿伦特的＂政治判断＂理论。＂政治判断＂理论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新的张力场和视域中思考政治,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考量路径。     

康德的理性观与总体性的建构——对《纯粹理性批判》两版序言的探问

形而上学这个"女王"由于人类理性的自然进程而总是处于无休止的争吵的漩涡之中,其合法性日益受到质疑,康德不得不为理性划界,完成理性自我认识的任务,以保障科学共同事业的普遍秩序、和睦和福利。长期以来,我们对康德哲学批判较多,不仅遮蔽了康德的理性观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意义,而且也为彰显马克思主义设置了障碍。因此,需要重新评价康德哲学的积极意义。     

论康德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康德历史学的思想,是具有批判哲学特色的历史哲学,开创了在人类理性范围内理解历史终极目的之先验理性历史哲学的先河."普遍历史的理念"是康德历史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它的详尽梳理,可以帮助人们透彻洞悉康德历史哲学的独特品格,彰显掩藏其中的实践智慧.     

一种启蒙——浅论唐末《无能子》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启迪

康德认为启蒙是一种状态——结束人类的未成年,走向成熟的彼岸。而这一切需要不屈从任何权威的"批判"。《无能子》虽成书于唐末却带着它独有的批判精神,它不是对短暂而逝的现在的感受,而是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其思想与后现代沟通契合,它那自我管理、有限政府的无为政治;万物同根、崇尚自然的生态政治;崇尚平等、厌弃名利的反物质主义;叛逆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智主义,让人感受到批判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意味。     

德福一致何以可能:康德的德福观及其现实政治审视

康德伦理学将幸福与德性统一起来,在对以往伦理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德福观。康德将德福一致引向道德形而上学,将道德本身内化为人的信仰,这是康德德福观形而上的一面。但是,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具有很强的形而下的现实意义,以往伦理学研究较少注重此方面建构。从政治哲学层面研究康德的德福观是一个比较大胆的理论构想,同时,将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引向政治领域直至引向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     

从设定到还原——论胡塞尔的想象对康德想象力的超越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两版范畴先验演绎和图型论中规定了先验的想象力作为认知过程的一个必要功能——具有积极地建构经验对象的能力。胡塞尔对于想象的现象学分析超越了康德先天逻辑构造对象这一模式，他的想象与纯粹内时间意识的体验紧密相关。胡塞尔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把作为先验逻辑设定的想象改造为在时间中纯粹构造自身的现象学的想象，它与感知一起构成直观为一切知识奠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下简称《批判》)是马克思系统批判黑格尔思想的第一部著作,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在此著作中,"人民主体"思想构成了《批判》的思想基础和哲学灵魂。马克思从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权力的主体、立法的主体、自由的主体,利益的主体等维度深刻论述了人民在参与国家生活的主体地位,处处彰显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对现时期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启示意义。     

康德与先秦道家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学说同异辨

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地对人自身及其外部世界进行着反思。当由于剧烈的社会变革而引起思想意识领域的对立冲突时,人们进而会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认识的范围和方法进行理性的思考。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与中国先秦时期道家的代表老聃、庄周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都对人本身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批判的考察。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时代处于大变动或孕育着大变动时,哲学本身面临着新的发展。康德处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从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二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研究本质、世界整体等问题)受到了批判,而16—18世纪的唯理论与经验论在认识的起源即认识是来源于感性和理性哪一个更可靠等方面存在着长期尖锐的对立,促使康德在认识     

德福一致何以可能: 康德的德福观及其现实政治审视简

康德伦理学将幸福与德性统一起来，在对以往伦理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德福观。康德将德福一致引向道德形而上学，将道德本身内化为人的信仰，这是康德德福观形而上的一面。但是，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具有很强的形而下的现实意义，以往伦理学研究较少注重此方面建构。从政治哲学层面研究康德的德福观是一个比较大胆的理论构想，同时，将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引向政治领域直至引向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     

普世伦理刍论——以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人性为建构视阈

从功能的角度看,人性实质上是一种使得人成为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中的具体的人的可能性;它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两类先天的规定性,通过这些规定性,文化及其多样性成为可能。真正的普世伦理应当建立在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人性之上,必须以人性本身作为普世价值,只有这样,一方面,我们才不至于偏袒人性中的某种规定性,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因为偏袒人性中的理性规定性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普世伦理;另一方面,我们才能避免把特殊文化中的特殊价值理念幻化为普世价值,因为以人性整体为基点的普世伦理不接受任何一种文化或个人对人性及其某种规定性的解释,这些解释都必然会带有理解上的偏见。这种普世伦理强调底线意识,是判断实践主体行为的尺度,具有约束、调节和范导实践主体特别是国家的行为的作用。     

康德论社会公正

自由、公正和理性是康德伦理学的三大基本概念,而义务与权利的内涵必须根据自由、公正和理性加以阐释。在康德那里,自由主要指的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或自主性;而公正的普遍法则是:外在行为的方式务必确保个人意志的自由行使同一切人的自由得以和谐共存。康德认为,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是理性意志的自由;理性在道德哲学中居于统率地位,惟有理性才能确立道德,唯有自由价值才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康德的公正法则是所有理性人都会同意的社会契约,是确保社会公正、和平与和谐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他看来,确保自由和公正应成为对政府和合理之法的道德要求,合理之法必须促进人的自由。他一方面强调服从政府和法律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承认反抗与革命的道德权利。康德的伦理学和公正思想为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建构,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