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变革”与“踟蹰”

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现实背景和动因.本次修法大体遵循了经验主义为主、制度设计为辅的路径,靶标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对相应的制度进行了修正或者增补,并且注重与外部救济制度的协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解释力.然而,立法理念和路径选择的偏好决定了本次修法仍显保守与踟蹰:宏观上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乏力,微观上部分制度存在空白或者仍有缺陷,欲达致“理想的行政诉讼法”尚需要更深刻的变革.     

第三次《商标法》修正案亟待澄清与完善的若干问题

2013年8月30日,《商标法》第三次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将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商标法修改历时十载,在需更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解决了一些当前商标制度中人们普遍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从商标实践的角度来看,此次《商标法》修正案仍未臻完善,有些规定仍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完善,以避免在未来的商标实践过程中产生歧义,导致商标制度不能良好运作.通过总结《商标法》修正案中十二个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完善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如,建议通过正在修改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     

行政诉讼法修订基本问题之思考

《行政诉讼法(修订草案)》公布后,各界讨论热烈,意见纷呈,其中不乏尖锐的批判,而要达成共识,需要对修法宗旨、立法目标、诉讼类型和构造等基本问题重新予以检讨。破解"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是修法的重要任务,但如何破解,则需要从制度设计上找到造成实践困境的原因并加以改进,修法还要根据时代需求提升行政诉讼制度的品质。目前法律文本中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不分,诉讼结构错乱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就立法目标而言,应在完善权利救济的基础上,扩展秩序保障的功能。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以主观诉讼为主、兼顾客观诉讼的诉讼模式,并通过诉讼构造的改革完善予以支持。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回应性特征与系统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动因在于对社会现象、对法秩序统一的要求、对国家政策调整的回应,在回应性修法理念的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总体特征表现为重刑化和轻罪罪名大量入法的犯罪化趋势。修法对现实的回应是刑法社会属性的应然要求,但是过度回应的修法理念也导致了刑法部分条文的设置缺乏协调性、前科消灭制度的依然缺失以及刑法功能的错误定位等不足。对过度回应的修法理念应当进行反思,在未来刑法的修法过程中,应当在回应性与前瞻性之间保持平衡,应当更多关注除罪化的制度建设,抑制犯罪化、重刑化的倾向。     

论变革观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运用

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嬗变的历史进程和当下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上看,需要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中明确贯彻变革观。就内容而言,新《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争议解决功能的修复、行政审判权运作空间的拓展及运作环境的优化上已经初现了变革观的内在要求。为了使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利用修法所预留的空间,在行政审判体制的灵活塑造、行政诉讼类型的有限改造、行政公益诉讼的适度开放等方面迈开步伐。     

错置的焦点：经复议案件被告规则修改检讨

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围绕复议机关就维持决定是否作被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终采取了以复议机关和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模式，但是修法过程中的讨论存在三个焦点的错位。第一是将被告规则与行政复议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第二是将被告规则与行政诉讼的程序标的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将被告规则与行政复议的构造联系在一起。除了极端的情形，行政复议本身的行政性并不会决定经复议案件被告规则的确立，而是会影响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主要在于复议构造的变化，而行政诉讼被告规则应该回归基础和常识。     

《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若干问题探讨以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适用为中心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以11个条文的篇幅对现行法第三编"执行程序"进行了修改,诚如立法机关所言,本次修改的重心之一是解决社会反映强烈、意见集中、修法条件比较成熟的"执行难"问题。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开始摆脱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其他局部利益的困扰,注重遵循强制执行制度的内在规律,发出了从制度上攻克"执行难"     

行政诉讼法修法的悬念

此次行诉法修改,在实现诸多制度突破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悬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社会期望值颇高的行政公益诉讼,并未现身于修法草案中. 在现实中,一些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虽未直接针对特定主体,但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按照现行行诉法却无法起诉,这在食品卫生、生态环境、产品质量、物价调整、建设规划等领域尤为突出,构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因而显得极为迫切.     

行政诉讼法修改:破“民告官”瓶颈

152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基施行24年来进行的首次修改,修法过程始终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对修法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行政诉讼法很重要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保障‘民告官’的法律。实施24年来,社会评价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这‘三难’问题上行政诉     

人身自由赔偿金的两个认识误区及其矫正

人身自由赔偿金是国家赔偿制度中一个独有且十分重要的概念，但从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之初，学界及公众对于该法规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就一直争议不断，要求修法时对现行人身自由赔偿金规定进行改革的呼声甚高。但是，去年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仍然对人身自由赔偿金规定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十分令人失望。本文即择取人身自由赔偿金问题中至今仍存在的两个认识误区加以论证，冀能引起同仁之共鸣及立法机关之注意。     

《行政诉讼法》修改及其遗留争议难题——以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为视角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制度,其基本法律是《行政诉讼法》,其修改与经济政治法制改革密切相关;该法长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其成因也很复杂深刻;该法首次修改时做了许多重要修正,特别是对于立法目的做了调整,并做出与此相关的系列制度改进,但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看法,遗留一些争议难题;从新法实践看,如不深入认识和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显然不利于准确有效实施法律,故须对主要争议点及修改理据再加深入分析,在法律实施过程给予足够注意,才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治的健康发展,可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     

检视与反思:工具理性视阈中的2018年《刑诉法》修改

从工具理性维度检视与反思2018《刑诉法》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本次修法背景与修法目的之审视,可以看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工具理性主导下修法逻辑的产物;《修改决定》增设的相关制度尽管解决了及时之需,初步实现了修法目的,但立足完整、自洽、精细的工具理性标准分析,修法内容尚存在诸多瑕疵。因此,立法机关在未来刑诉立法中应逐步摒弃“宜粗不宜细”的理念,通过精密的条文设计,不断提升立法的实用性与操作性,实现从“粗糙理性”迈向“精密理性”。     

解读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013年12月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人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自1989年通过后。这部“民告官”法的首次修改。总共51条的修正案草案，表明立法机关决定对这部法律进行大幅度修改。着力解决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     

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几点意见

<正>从目前的情况看,将调解制度引入到行政诉讼中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就整个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上都把焦点集中于第50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修订之上,因为允许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是整个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在笔者看来,行政诉讼调解体系除了允许对部分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以外,还应考虑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是否应在本轮修法中对非诉     

热点·难点·焦点──全国法院系统第八届学术讨论会综述(下)

二、关于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本届讨论会就行政诉讼法的完善以及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般、厅言，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立法整体上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但在某些方面行政诉讼立法与行政诉讼实践还不相适应，法律条款还有待补充和修改，不能过多地挂靠在民事诉讼上面。除了受案范围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修改和补充：（一）关于应否设立代表人行政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是指具有共同或相同法律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不便或不可能共同进行诉讼而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1991年的新民事诉讼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无论在基本构架还是在具体程序方面,都需要继续改革完善。鉴于现行法的过渡性特征,为适应制度整合的需要,也为了推动司法改革,适应对外开放,应该及时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根据现实的情况与条件,这种修改应当以大改为目标,近期实行宪法框架内的中等程度修改。目前修改的内容包括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改革强制措施、加强律师功能、完善证据制度以及强化法律执行的保障程序等。修法时应坚持四项原则,即兼顾利益要求,巩固改革成果,协调诉讼机制,实现重点突破。     

刑法修订中的焦点问题

1997年刑法白实施到目前经历了八次修订,包括七个修正案和一个单行刑法。现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也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由於本次修法幅度较大、修法内容重要,     

深度解析“民告官”修法

正2013年12月23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审。这部坊间俗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在历经23年运行后,终于首次开启了修法之旅围绕行诉法所展开的诸多修法构想和争议,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改造,而是深深触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行政与司法的纠葛等复杂因素。而在保障公民权利、制衡政府权力、推进司法改革的时代语境下,行诉修法能否开辟更大的变革空间,既充满变数,又令人期待。     

小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理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庭审制度及期限进行了规定,对行政诉讼程序的完善意义重大。但本文认为此《草案》中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审理期限的规定有待商榷,本文试从法理维度、诉讼特质及司法实践角度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