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制度环境建设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有别于以物为主的传统城镇化,承载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重任。新型城镇化的显性特征是生活在城市、城镇的人口比例相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其本质性、关键性问题就是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市民。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难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难以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围绕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调整,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

现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既有测算上的技术偏差,也存在整体上的战略误判。农民工市民化固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对于研究者来说,要走出拘泥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细节的误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大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核心所在.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加快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有序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其次,强化城镇政府全域服务理念,为农民工安居乐业提供良好政务环境；再次,深化以住房双轨制改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农民工在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问题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最后,积极发展城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

正养老保险补贴占长期成本近一半,是最大压力。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推动越晚成本越高。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调整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其成本主要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管理费用等等。     

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流动范围、流入地区和流动时间等流动特征和以住房类型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城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人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论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课题。要以户籍制度的创新、社会保障的改革、社交平台的搭建、综合素质的培养、文化心理的弥合等为切入点,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破解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追求城市生活的动机更为强烈,目前正处于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边缘化境地,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为了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相关部门要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教育和培训、实现"回流式"市民化等方面下工夫。     

促进农民市民化的成功探索及启示——以湖北省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的那些居住地被规划建设为城市而不再从事农业的"离土不离乡"农民的市民化,和从农村来到城市就业的"离土又离乡"农民工的市民化一样需要引起重视。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城市化、社会身份和职业类型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农民工的终结

中国特色城镇化之所以"特",说到底就在于它始终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把亿万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农民职业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彻底破除之日,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建立和完善之时,就是中国农民工终结之时.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必然要经历两个过程,即先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再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只有完成这两个转化,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任重而道远.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身份焦虑、角色转换艰难、市民意识培育任重道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社会参与体系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奋战在城市建设的不同岗位,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贡献着他们的力量,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致使他们成为游走于城市和乡村间的"候鸟"。能否改变当前的现状,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甚至将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通过改善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城乡医疗补偿机制对接,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等措施,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因素的分析,推动我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分析:成本收益与政策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按照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规律,这是未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显示,该政策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而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也必须要循序渐进,循着经济发展的脉搏逐渐深化,以实现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协调.     

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有望3年内获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计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望率先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