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村治理的协商民主实践

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层次推进,山西农村在民主管理方面探索出了不少与协商民主相类似的乡村善治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山西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协商主体认识不到位、村干部存在畏难抵触情绪、管理内容避重就轻、已有政策规定在落实中变形走样等。因此,应注重培育农民的协商理念,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规范协商程序设计,实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效结合,促进乡村善治和农村社会稳定。     

理性对话与权利博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协商民主进入阔步发展的新阶段。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根据不同的逻辑和路线并行发展,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协商民主的"二重奏"。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参与人员、协商议题、组织过程和协商成果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政协协商的核心是专业精英之间的理性对话,而基层协商则意味着基层社会中个人权利的直接博弈。这些差异提供了理解协商民主以及运作情境的重要维度,也是深入把脉协商民主发展前景所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坚持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两驾马车",注意到协商民主技术应用的领域及其限制,着眼于"代表性"和"协商性"形成不同的发展策略,促进两种协商形式的融合和互补,健全新时代协商议政的新格局。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探析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党和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优势: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监督公共权力。探索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规律与特征,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提高政协主体的协商能力,丰富协商民主的渠道与形式,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功能。     

以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资源,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精细化治理体系之中,并促进生成社会精细化治理所需的各种条件。基于此,为了有效应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不足并使协商民主在推动社会精细化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潜能,要从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制度与协商形式这四个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此倒逼社会治理精细化进程的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性追求与制度化路径

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制度化探索,承载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基层自治,建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以及优化公众参与机制等时代使命。在社会内部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体现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性追求。然而,实践中多重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的运行张力,也导致了基层协商民主共治机制乏力、可持续性发展受阻、运行目标偏离以及社会主体性力量凸显不足等问题,亟待在更高层次上加以系统谋划,实现制度化运行。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协商驱动的统合机制,完善协商运行的共治架构,革新协商实践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使基层协商民主的多重参与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能够协同发力,进而实现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乡村协商民主研究谱系:概念厘定、实践创制与前瞻导向

乡村协商民主是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转向和深化拓展。关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实现形式、现实路径,学术界都进行了深入论述。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并提出尚待深化研究的问题与路径是当前乡村协商民主研究的需要。     

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社会协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整合社会力量与构建共享性社会秩序的产物,具有内生性特征。内生自发的社会协商,在当代中国演化成为促进中国底层社会自治和政治-社会沟通合作的多元民主活动、对话平台与整合机制,是中国对社会民主的一种独特探索,是以协商为主要民主偏好的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建构渠道,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支撑。多维理论审视下的社会协商,形成了现阶段以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主、社会力量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辅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发展逻辑。它的未来生长和民主功能发挥,将在培育"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同时,促进二者在沟通协调中互动合作与和谐并存,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协商民主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化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协商民主视角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协商民主对于社会治理的实在价值,实现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包容性和公共性。     

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在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

关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目前学术界实际存在"党际协商论"、"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三种观点."党际协商论"由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事实性而具有较为优势的话语地位,而"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则却处于相对弱势."公民协商论"的主要不足是缺乏对中国实践的现实考虑,"折衷协商论"则在协商概念内核的表述上较为模糊,而基于这两者提出"党群协商论"的观点是意图说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更可能处于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党际协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制度的积淀,而党群协商则更多地反映了人民民主的规范性价值.     

协商民主:重在协商难在真协商

正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充分体现了尊重群众、了解群众和依靠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管中窥豹,在实地调研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新路径——基于协商民主发生场域的研究

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场域政治。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因而协商民主发展有赖于发生场域的拓展。简单来说,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就是协商民主发生的社会空间。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是否广泛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品质与溢出效应。理想的协商民主发生场域应该是公共生活的全覆盖与政治行动的全贯穿。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不断扩展,政治系统场域、政治与社会场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在内容、形式和程序上都得到了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发生场域上仍然存在边界不清、行政性色彩浓厚和社会公共领域协商制度化不够等问题。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生场域建设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创新路径。     

协商民主是现代治理的重要资源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嵌入国家治理之中并成为一种治理形式,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趋势,它有利于培育公民意识,维护社会秩序,提升现代治理的整体效能。实践中,尽管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契合了现代治理的本质诉求,但在协商主体多元化、协商民主的持续性、有效性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为此,要提升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必须改善运行环境,优化运行机制,完善运行过程,力求形成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出发点,以协商合作为主要方式,以实现社会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格局。     

党外代表人士参与协商民主实践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推进协商民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外代表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主体之一。推进党外代表人士参与协商民主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生长点。政治过程视角下的党外代表人士协商民主实践不应只存在于决策环节,而应贯穿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以及决策施行的全部环节。当前,从政治运行环节建立起党外代表人士实践协商民主的机制,并推进其制度化进程,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刍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十八大的重大历史贡献。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需要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地方政协创新履职、担当作为的题中之义.     

协商民主在中国——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思考

协商民主和选举(票决)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之所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协商民主是在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实践中形成的,现已拓展到执政党决策、人大立法、政府施政、政协协商、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协商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实行协商民主应遵循人民主体、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协商有效的原则。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互动效应分析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是两种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同构异质关系的民主形式,二者既存在结构同构性、目的契合性和功能相通性等共通性特征,也存在历史背景、发展动因、文化土壤等社会生态环境的根本差异。在社会多元利益格局下,作为现代国家协调社会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中西方协商民主之间的互动效应日益明显,这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政治基础、制度保障、程序机制、民主模式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更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借鉴和吸收西方协商民主在程序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协商主体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条件。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