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协同福利体制与应急体系?——新冠肺炎疫情跨界危机中的制度衔接

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视角: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在三种视角中,分别被定义为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其侧重点分别是从事件的不确定性、过程和事件本身出发,目标则分别是源头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和事态控制。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一场跨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跨界危机,因此需要采取更加广阔的视角。福利制度在危机管理,甚至是国家整体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福利体制可以与应急管理体系合作形成非常态社会安全网,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我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等非医学手段,有效阻击和化解了危机。在跨界危机治理中,强有力的行政主体是核心,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是制度保障,充足的市场供应是经济基础。跨界危机治理与福利体制的结合,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为此,需要将福利体制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整合应急管理体制和福利体制,强化基层公共安全能力。     

预警、反应、重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建设浅谈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激增,如禽流感、煤矿矿难、大范围气候灾害等。这些社会"非常态"中的"常态",正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本文通过对危机发生前的预警、危机过程中的快速反应、危机事件后的恢复重建三个过程的具体分析,总结了规律性的危机管理机制,以期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数据治理视阈下数据权力与数据权利研究:存续逻辑、冲突悖论与完善进路

"数据+治理"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治理新问题,本质上都是数据权交锋下的利益问题.基于数据治理视阈,从公私属性上可将数据权这一新的权属形态划分为数据"两权",即数据权力和数据权利.以数据"两权"的主体依托和客体基础为切入点,探究数据"两权"的存续逻辑和生长周期,发现数据"两权"之间蕴藏着"竞争—合作"和"监管—自由"两大冲突悖论,而破解这一冲突悖论面临着制度、技术、主体和观念等多方面的困境.对此,建议遵循"制度—技术—主体—观念"一体四维建设思路,通过加快数据权制度建构与完善、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建立数据权主体新型关系、细化完善"数据权力—数据责任"和"数据权利—数据义务"规则体系、树立正确的数权法治观念等路径,确保数据"两权"冲突悖论有效破解,推动"数据+治理"耦合增效.     

“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尺度跃迁视野下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与变革展望

【问题】基于尺度跃迁理论,地方政区是空间和权力尺度关系的耦合,地方政区治理要实现"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基于此,地方政区实现"空间—权力"尺度匹配的空间治理模式有何表现?导致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的发展导向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提出何种新的要求?【方法】以珠三角地方政区为例,通过尺度跃迁理论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进行剖析。首先,以"空间—权力"两个尺度要素的关系,构建出尺度跃迁理论与治理实践之间的逻辑联系。接着,通过分析珠三角地方政区治理案例,总结在"空间—权力"配置之下不同的尺度跃迁路径及其中的差异原因。【发现】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中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制度创新分别代表"空间—权力"配置差异下的刚性与弹性两种尺度跃迁模式。模式选择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及其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和区域格局息息相关。在新时期下,地方政区空间治理的实践方向逐渐发生转变,这体现了治理思维从刚性"空间管治"向弹性"制度设计"的深化。【结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应朝着尺度的整合、尺度的共享以及权力尺度的规划转化这三个方面进行变革优化,从整体上提升区域公共治理水平。     

公权力、私权利与法律保留——从“山西煤改”事件切入

“山西煤改”事件表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如果放任政府文件自行调整，公民权利易受到肆意侵犯；但交由法律完全保留则会压制地方政府应对治理危机的能力。对此，在中国的现实与制度语境下，一方面可适当通过立法主体与规则位阶的下移来弥合政府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通过对法律保留事项与方式的选择，以实体上的抽象保留和程序上的具体保留来规范公权力对私权利边界的调整，搭建一个刚性而又不失灵活的法治平台，以便不同的立法（广义）主体和规则发挥各自的优势，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双赢。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人民法庭(1949-2014)

人民法庭的发展经过了建国后的"革命法庭"、改革开放后的"政法法庭",直到现在的"国家法庭"三个阶段,人民法庭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民法庭面临着治理资源有限导致供给不足、自利化倾向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工具技术操作架空国家法律、权力网络压抑程序自治成长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法庭制度,坚持人民法庭发展的改革方向,提出前瞻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治理方案,从国家治理资源供给、强化人民法庭管理;确保规则与技术的平衡;强化司法自治的角度进行制度性变革,实现通过人民法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梦想。     

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有效应对危机 推动服务型政府体制创新

危机事件以其固有的突发性、破坏性,冲击着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及社会秩序,考验着国家的政府管理能力。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国家要从法律上确认服务型政府对危机管理的权力及使用边界,政府必须(而且也能够)承担起有效应对危机的责任,实现服务型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地方实践中,要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还面临制度供给不足、行政权力边界模糊、基层法治基础薄弱、社会主体权利虚化等障碍,需要从完善制度设计、规范行政权力、加强基层法治工作、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等方面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构建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从危机管理视角切入,通过危机管理三阶段理论和治理相关理论的运用,构建起一套事前预防机制、事中的应急机制和事后恢复机制有机联系共同作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经济法:平衡兼治中的自我价值证成——以金融危机中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为视角

目次一、经济法应对金融危机之路径展开:市场与政府兼治——对金融监管制度调整方向的探究二、经济法应对金融危机之价值展呈:多层面的兼顾考量——对金融监管制度调整运作的审视三、经济法应对危机之绩效考察:循法而为与合理取度——对金融监管制度调整成败的评析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史上的风暴型事件,它能在短时间内袭卷侵扰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秩序,使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发生急剧的恶化,加之许多金融资本的运动在区域版块及全球经纬间进行,金融风险也随之升级为国际性危机,因此,一个国家要同时承受来自境内境外的多重压力,这使得一国之域循法应对危机的任务相当沉重。危机产生是典型的市场失灵,危机之治是典型的国家干预,而克服市场失灵之国家干预,乃经济法之本意,经济法担当了治理金融危机的主职重任。     

投资基金法中监管的若干问题

投资基金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监管的困难性,《投资基金法》作为投资基金业的一部"大法",在立法过程中也面临对投资基金监管规范的选择。本文从"分投资基金监管阶段由不同监管主体负责"、"分功能监管"和"监管主体依投资基金类型差异化"三方面探讨了投资基金监管问题。     

浅析养老金制度改革

本文简要的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的《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为标志,首度提出了"三支柱"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模式,十几年间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运用。第二阶段以2005年底世界银行出版的《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为标志,此阶段将"三支柱"的养老金模式扩展到了"五支柱",使养老金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环境安全与国际环境法的演进

环境法是客观环境安全危机与人类主观制度文明应对的产物。本文指出从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考察,环境安全是国际环境法律规范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根本动力。当代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环境安全危机,表明环境法仍处于进化阶段,环境法的未来仍有巨大发展空间,这也意味着环境法的衰退期远未到来。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重构——以“三张清单”制度为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中划定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得公开"的三条边界,但据此无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及其职责分工。"三张清单"具有划定行政机关权责边界的基本内涵,"三张清单"的实施有赖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三张清单"的属性能够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建设。以"三张清单"制度构建为路径,可以重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行政职责""必须为"、"行政职权""可以为"和"权力外""不得为"的三条边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特征及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面临的新型危机形态。它具有参与主体的虚拟性、爆发时间的瞬时性、聚合能量的倍增性和诉求内容的隐秘性四个主要特征。因此,建立舆情预警系统,主动设置公众议程,争夺网络话语权,把握舆论制高点以及搭建网络对话平台,畅通民意互动渠道,是政府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