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贾德总统第二任期伊朗内外政策评析

在伊朗,总统相当于真正意义上总统制国家的政府总理.在2009年的大选中,内贾德总统由于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再次当选.在新的任期内,内贾德总统的激进平民主义施政风格和具体措施仍有助于纾缓民怨,却无力解决伊朗社会发展滞后的根本问题,并可能对伊朗的国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有力支持,也因为确实改善了伊朗的国际境遇,内贾德总统未来的对外施政环境较为宽松,对外政策还将延续既往的强硬姿态和政策框架,并有望在营造地区性联盟以抗衡西方压力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伊美关系可能进一步缓和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依然漫长,伊核问题还将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

美国推动发起对伊朗的制裁没有取得实质收效，伊核问题处于僵持之中。伊核问题其实是美国和伊朗手中相互较量、相互施压的一张牌，伊核问题的持续紧张主要责任在布什政府。今后几个月，布什政府难以在伊核问题上做出战略调整，伊朗则力图以拖待变，等待下届美国政府上台后调整政策，缓和两国关系。     

伊朗核问题:症结及前景

伊朗核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与伊朗的敌对关系,2005年以来,伊朗核僵局反映出美伊两国领导人激进立场间的严重对立.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伊朗彻底放弃核燃料生产能力;而伊朗则追于压力,寻求对铀浓缩能力的有限自主权,拒不暂停铀浓缩,更拒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伊两国各怀设想,但均为一相情愿,突破僵局需要双方审时度势.由于军事手段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伊朗核计划还难以定性,以及伊朗核问题并非迫在眉睫等原因,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仍将是美国的主要政策手段.     

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态势：核武器的分类与伊朗核问题

2006年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召开紧急会议以27票支持、3票反对和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美欧提出的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决议要求伊朗采取一系列重建国际社会信心的步骤，包括全面恢复暂停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重新考虑不要建造重水试验反应堆，尽早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等。对此，伊朗反应强烈，宣布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以示回应，决定撕毁此前与IAEA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并拒绝允许联合国对其核工厂及浓缩铀设施进行核查，伊核问题进一步恶化。为了加强对伊核问题发展的研究，我编辑部于2006年2月10日召开研讨会，请有关学者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探析

内容提要伊朗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始就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70年代前、中期,伊朗核计划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呵护”,因此,没有成“问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同美国及以色列等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伊朗核计划逐渐向“问题”方向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一超”独大。9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总体是防范、遏制非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等等。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具进攻性,将追求“绝对安全”突出到战略高度。在措施上,布什公开把伊朗等国作为重要“关注国”。近年来,伊朗核计划快速推进,随之伊朗“核问题”亦逐步“危机”化。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表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对伊政策

"9·11事件"后,美国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并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逼其放弃核项目.由此,伊朗"核争端"逐渐浮出水面.伊朗为了自身国家利益与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可以说,是两国各自战略意图的冲突导致了这场核争端.本文在分析美伊不同战略意图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对伊政策的基本走向.     

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伊朗核问题自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斡旋调停甚至制裁,不仅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决心拥核,除有着追求充当地区强国的企图外,更主要的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伊关系的长期敌对。多年来,伊核问题一直是大国之间相互较量的杠杆,其发展前景或是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加大对伊施压,或是美国(通过以色列)对伊动武,或是美伊谈判和平解决。无论哪种前景都会对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中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与伊朗核问题

俄罗斯是唯一与伊朗保持核合作的国家,但俄伊核合作并不是引发近年来伊朗核危机的问题所在.俄罗斯支持伊朗发展核能,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核问题,但并不鼓励伊朗发展核武器.俄对伊核问题的政策受到俄伊关系、俄美关系及俄中东战略的影响.俄处理伊核问题的态度充分反映出俄伊关系的复杂性.     

伊朗核问题及其对美伊关系的影响

伊朗出于维护国家安全,谋求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大国的实力与地位,以及开发本国丰富核能资源的需要,坚持发展核计划。鉴于种种原因,伊朗核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即使伊朗核问题走向激化,伊朗可能会遭到美国等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只有对伊朗采取系统的、务实的接触政策,与伊朗就核问题、地区稳定问题等开展直接深入的对话,尊重伊朗在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积极同伊朗建立海湾地区安全机制,才是缓解和改善美伊关系的良策     

美国发表伊朗核评估报告与伊核问题前景

美国情报部门2007年12月3日公布的伊朗核评估报告既是美国根据其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变化而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对外战略由新保守主义向传统现实主义路线回归的重要表现.该报告的出台使伊朗核问题面临三种变化前景:一是增大了国际舆论对美伊朗核政策的质疑,导致美国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难度增大、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种可能性目前尚不能排除;二是报告的某些条款为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提供了借口,伊朗核问题难以走出僵局;当然,也存在美国和伊朗以报告出台为契机相互妥协的第三种可能性.鉴于伊朗对美国民主党上台改变布什政府僵硬的对伊政策有所期待、因而存在拖以待变的心理,伊朗核问题在布什政府下台前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朝美关系与朝核问题

2005年9月,第四次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发表不久,朝核问题对话即因美国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而陷入僵局.今年7月和10月,朝鲜先后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又使有关外交努力遭遇巨大挫折.在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面临六方会谈开始以来最困难局面之际,全面回顾朝美关系,解读和感悟朝美关系核心与朝核问题实质,或许有助于继续探求朝核问题解决之道.     

伊朗核问题走向与中国安全

伊朗研发核技术的决心(包括能力)与美欧阻遏伊朗拥核的立场严重对立。美国不能容忍伊朗拥核坐大,但能够采取的手段有限,而伊朗问题又涉及诸多大国利益。伊朗核问题将使中东局势乃至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包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神权性质的共和国，宗教领袖由此走上了政治前台。不管是霍梅尼还是哈梅内伊，宗教领袖对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制约都是非常强的。今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想在外交上突破伊斯兰革命所设定的框架，必会受到宗教领袖的钳制，难以取得成功。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探析

1979年伊斯兰革命作为当代伊朗政治的起点,对伊朗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被载入宪法,导致了法基赫政治体系的诞生及其体制化,从而决定了伊朗政治伊斯兰和保守的特性.为加强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一系列伊斯兰性质的权力机构得以建立,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国家权力机构形成重叠,因而打断了正常行政决策,使伊朗改革一波三折.伊斯兰革命对伊朗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伊朗引起了激烈争论.如何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宪法原则中体现和实践伊斯兰与共和两大因素,使其并行不悖,成为伴随伊朗政治发展进程的最突出问题,也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对伊朗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争论焦点.     

伊朗核问题剖析

伊朗核问题是伊朗围绕核不扩散机制争取权利和违背义务的二重性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它反映了当今世界核不扩散机制的脆弱性。透过伊朗核问题的表象,其实质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的新一轮较量,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又一个标志,它对当代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将是重大而深远的。     

伊朗问题的走向分析

美伊交恶已久,近来因伊朗核开发问题更是剑拔弩张。然而,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其中有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否转移、伊朗利用核能的界限是否突破、国际社会的牵制作用以及美伊仍有互相妥协的余地等因素。但如果伊朗不能适时调整强硬政策,美国对伊动武的可能就会增大。     

中国与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

伊朗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虽然存在分歧 ,但在发展经济和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是一致的。伊朗通过实施 3个五年计划、设立自由贸易区、制订相应的投资法规和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石油上游业务等政策措施 ,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 ,近几年伊朗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与伊朗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我国应抓住机遇 ,推动与伊朗的经贸合作 ,从伊朗进口原油将推动我国向伊朗出口技术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同时要推动双方在科技领域、承包劳务工作等方面的合作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early casualty of the East‐West conflict over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issue: A view from within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uclear disarmament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as to why its contribution was limited. It present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concentrating particularly on the political organs of the UN. It is a view from within the World Organisation. It emphasises the difficulties the UN encountered in establishing its credentials in deal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uclear age. Final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of the negotiations which took place between 1945 and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