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学派的君臣理想及其政治导向

君臣理想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建构中的重要命题。北宋士大夫秉承先秦儒家的君臣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朝廷中形成了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宋延南渡后，胡安国开创的湖湘学派将这一君臣理想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度，无论是对君主职责的刚性阐释，还是对臣子地位的强势定位，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经世意义，对南宋中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     

“藏珠”的教训

近读诗书．一则一千多年前的君臣对话玩味无穷．发人深省。这位国君,不是别人,就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那些臣者．书中虽未一一露名,但能居于殿堂．陪侍皇上,并与唐太宗对话者．不是帝师就是公卿,无疑都是品位大臣。那么,这段君臣对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则“剖身藏珠”的故事。     

贞观君臣政治风气建设的现代启示

贞观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得益于君臣的共同努力。唐太宗对纳谏心理障碍的克服和勇于改过的气魄为臣下进谏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而群臣通力合作、一心为公,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当时的君臣关系,蕴含着值得我们深刻思索的智慧: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营造公正和谐的工作环境,贞观君臣的态度和心理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前期儒家君民关系论

前期儒家代表人物重视君、民关系,孔子真诚要求君主关心民利、尊重民意,主张人格上的平等。孟子重民轻君,先民后君,认为民心决定君主的命运。荀子亦提出平政爱民,但特别主张强化君权,突出君民等级差别,提出以法制民,偏向于重君而轻民。贾谊大倡民本论,但目的在于安君。董仲舒亦主重民,但又表现出明显的屈民而伸君的倾向。前期儒家代表人物在君、民关系主张上的渐次变化,表明前期儒家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由理想向现实回归,因而促成了儒家思想与官方的结合。     

贞观君臣政治风气建设的现代启示

贞观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得益于君臣的共同努力。唐太宗对纳谏心理障碍的克服和勇于改过的气魄为臣下进谏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而群臣通力合作、一心为公,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当时的君臣关系,蕴含着值得我们深刻思索的智慧: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营造公正和谐的工作环境,贞观君臣的态度和心理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君臣对话的启示

近读史书,一则一千多年前的君臣对话玩味无穷,发人深省。这位国君,不是别人,就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英主唐大宗。那些臣者,书中虽未一一露名,但能居于     

皮锡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批评——稿本《师伏堂经说·公羊传》例说

皮锡瑞的未刊稿《师伏堂经说》,是他始治经学时的笔记,其中《公羊传》题下的93条札记,有61条针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各种缺失而发。细检皮锡瑞对何注、徐疏的批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纠补其文字训释之误,二是指陈其违离传义之弊,三是揭举其前后乖异之失。清代公羊学家重义例而轻文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作训诂、考释的不多,皮锡瑞本着朴学精神,指陈其瑕疵,纠补其缺失,因此十分值得今人重视。     

原理与方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话题”格调

但凡工具书,往往是终极关怀式的训诂,教以原理和书本知识。但对于入门读者而言,由于经验缺失,训诂之法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成事功。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的《公羊传》和《榖梁传》,已经在话题基础上用对话体答问的方式解了《春秋》。今天立法专家们编写的法律释义和答复有类似的格调,西式的教科书常常也大体如此。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     

汉唐时期的云南儒学

汉唐时期的云南儒学木霁弘儒家学说及其地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演进得到了发展和强化。到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     

东汉《春秋》学的传授及其特点略论

东汉《春秋》三传传授方式各异,《公羊传》的颜、严二家通过博士官学、家族私授和独立研修等方式;《左传》通过家族私授、独立研习;《穀梁传》则无专家之学,传业讲习者少。为争取统治者的重用,《春秋》三传间爆发了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汉灵帝何休与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因此,东汉《春秋》学体现出《春秋》三传的兴衰与官方的重视相联系、《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等四个特点。     

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处理文字狱案的产物,雍正帝在其中大力驳斥了"夷夏之防"的固有思想,表答出"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此基础上,雍正帝进一步提出不应以地域或民族来作为评判君主的标准,而应当以"德"作为评判政权正统性的准则。但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以君臣伦理作为基础,无法消除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以及自身的民族优越感,美化清朝的统治。《大义觉迷录》从根本上说,是雍正帝借以发动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并巩固清朝统治的工具。     

唐代新《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其价值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是在传统经学走入学术困境的前提下产生的。新《春秋》学尊经贬传体现了经学发展的转向,是其治经表现出来的特色和趋势,也是在尊王和义理思想指导下的必然,尊王思想和义理倾向是啖赵陆的对经旨的发明,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但更多是创新,会通和直寻是其治经的方式,是表现义理的途径。新《春秋》学正是在对这种经学发展的链条的否定与突破下树立了新的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具有经学转向意义。新《春秋》学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唐甄平等思想评析

唐甄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 ,他的平等思想的内容是在政治上主张君臣、臣民平等 ,在社会伦理上提倡男女平等和个人情欲的公平满足。他的平等思想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 ,如时代因素、市民阶层的影响、个人的命运等。唐甄的平等思想比同时代的思想家突出和鲜明 ,他的平等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后世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从《管子》看齐法家的治国思想

《管子》一书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

张晋藩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说：“林乾的《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一书，是系统全面阐述中国历史上专制权力与法律关系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从‘法与天下共’对君主擅法的限制，以及法司的职守对君主守法的约束等方面，研究了君主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问题；同时也从历史的时间序列上研究了尊君抑臣之法的生成及其演变。作者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权法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原始史书《鲁春秋》为孔子的改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体例基础。孔子对《春秋》的改造,赋予《春秋》思想诠释的多义和开放性,造就《春秋》性质的不同。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甚至成为一种史料。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梳,故《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     

悟《贞观政要》为政之道

<正>唐代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传之弥广,是因为书中展示了为政以德的巨大魅力。今天再读《贞观政要》,从唐太宗的君臣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中,仍能感受到这位盛世之君居安思危、爱才重贤、宽厚爱民和屈己纳谏的为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