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宣传载体形式之一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是“文革”中和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并列的两大标志性出版物之一,是当时出版业界第二位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图书指的是随“文革”“样板戏”的产生而派生出的一切相关的出版物,如正式出版的各种“样板戏”的文学剧本(定稿本)、音乐曲谱本、移植本、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故事、连环画、名信片等等。笔者记得当时有这样一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概要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尚无系统的研究和完备的资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代价的当代反思

"文化大革命"崇高的道德理想演变成空前的道德灾难,需要深刻反思以就鉴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持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并尽可能避免的方面。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团中央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文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九）

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当周勃吗?你去读<红楼梦>吧 1973年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     

周恩来“文革”中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利用所掌握的权势。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割裂成零散的“语录”．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机械地照搬．并提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口号，使得实用主义猖獗，甚至利用“语录”整人、打派仗。严重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声誉。周恩来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在各种场合纠正极左思潮带来的危害。针对“文革”中超出实际需要大量印制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大量制作毛主席像章和乱编、乱印未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著作等现象，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现将我于“文革”时期先后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工作时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例，予以择要说明。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革”中的样板戏风波

70年代初,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但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而亲美反华的日本佐藤政府仍然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死胡同里进行着最后的挣扎。1971年2月,中国邀请日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团来京,就两国进出口贸易事宜进行谈判。日方应邀前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

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群众组织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两个十分著名而典型的群众组织的分析,力图从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来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着眼点。     

“文化大革命”暑期的毛泽东塑像

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爱之情,已经有许多画家开始创作毛泽东等伟人的肖像画了,但这时候它还不属于"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毛泽东和其他党的主要领袖在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也都自觉地以"西柏坡会议"所确定的精神,要求全党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其中也包括反对竖立毛泽东塑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持续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比较集中的有四次: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以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四次抗争均有可能成为结束内乱的契机,但均未完成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对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作粗浅分析。科学地总结"四次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与沉（一）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急剧上升,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跌人人生低谷.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浮与沉,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