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规·经济法·经济法学

初学经济法,常常容易混淆“经济法”、“经济法规”和“经济法学”这三个概念。现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以帮助大家学好经济法。一、经济法和经济法规不是同时产生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经济法规,是人类社会出现得最早的法规之一。不论在中国还是在     

安乐死：生与死的难题

四百多年前,哈姆雷特问天问地：＂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没想到,四百多年后,人类还在纠结着这个命题。物质生活丰富、科技水平发达、医疗卫生先进,也终抵不过生老病死的无奈。面对70多岁老母的痛苦,在多次的请，     

魔术师·艺术家·天才

史蒂夫·乔布斯离世时，有一句话曾十分流行：“乔布斯走了，苹果还是苹果。”显见的事实是．他驾鹤登仙后，苹果股价并未出现预期中的暴跌，苹果公司更未阵脚大乱，而是及时启动了“后乔布斯时代”。作为这个时代堪称伟大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乔布斯留给苹果的．不仅是一个强大的苹果帝国，他还留下了“追求完美、注重细节以及持续的创新精神”这一无法估价的精神遗产。     

私家侦探的尴尬

一个行业存在了11年,却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和准确的名称。私家侦探业反映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判断一种行为正当与否,其标准是“需要即存在,存在即合理”,还是“首先看它是否具有合法性”?     

师公·政绩

“一个师公一道法，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封建官场的不治之症。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为官一任，是为了兴一方经济，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群众，保一方平安。在当前领导干部换届的前夕，提出不搞“一个师公一道法”很有现实意义，它应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在换届任新职时，对待工作事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不搞“、一个师公一道法”，就是不管是前任留下的工作，还是新任需要决策的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只要符合实际，符合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需要，就要坚持平下去。不搞“一个师公一道法”，话虽简短，寓意却很深广…     

撕裂的伤口何时能愈合

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在传媒连续跟踪报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之后，似乎又很快如以往的众多社会议题一样退隐到幕后．而问题本身则远远超越纷扰的喧闹，直指我们这个社会的内核。我更愿意将这些事件视为我们这个社会撕裂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是与社会内在“伤痛”与“病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     

汉代经济立法初探

汉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四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法律制度在“承秦制”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其中汉的经济法制不仅在巩固封建经济制度而且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加强中央对财政经济集权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经验。本文拟就汉代经济法制作一探索性的陈述。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

《周礼》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提出“和谐制度”……显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远古还是现代，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     

走进“全国道德模范”厉莉的心灵深处

被评为“道德模范”的任何一个人只是“道德模范”的载体，社会要通过赞扬这个载体，宣传一种价值观。选评“道德模范，，的最终目的不是表扬这个载体，而是弘扬从这个载体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性中的真、善、美。当你在‘配’和‘不配’这个层面上思考“道德模范”问题的时候，还是在进行着名利上的竞争和比较，还是在将“道德模范”这个荣誉当成一个稀缺资源或者利益去争夺，而不是当成责任去承担，如果是这样，     

司法·司法学·司法职权配置

传统上对“司法”或“司法权”的理解过于强调了国家对司法或司法权的垄断性,突出了司法的国家强制性与司法权行使中的程序性及国家意志的主宰性,在内涵上略显单一和闭塞,并未穷尽“司法”或“司法权”的应有之义。司法学既是一门探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学问,也是一门探索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学问,同时还是一门总结司法管理规律、探索司法运作程序、论证司法改革问题的学问。它不仅研究司法权的行使,还研究辅助司法权行使的体制、机制及方式问题（如属于“司法行政”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等等）。司法学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研究是以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为基点而展开的,因为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司法体制与司法管理机制得以确立与运行的核心。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