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金融犯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问题

金融犯罪属于新兴形态的经济犯罪,近些年来,随着金融领域的开拓、金融业务的发展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因此,随之而来的首要问题便是涉及此类犯罪定罪根据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金融犯罪,当以刑法分则及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其中金融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金融刑事违法性等乃认定此类犯罪的实质、法律标准,这对于区分金融犯罪与非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同时,也只有注重两者紧密结合,正确处理彼此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准确把握金融犯罪与非罪的界限。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的评价与反思

两高于2013年公布并开始实施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该解释征表了当下的食品安全政策:严密法网与严厉处罚。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纳入了政策精神、民众诉求与社会需要等价值要素,由此,该解释秉持的是客观主义立场。客观主义也应尊重刑法文本,解释主体在规范文义之内进行内涵阐释,以保证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刑法只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忽略行政措施的作用。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数字货币衍生犯罪及其治理

比特币诞生以来,市场上各种加密数字货币不断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数字货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和犯罪新形式的涌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明令禁止非法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目前,数字货币已与传统经济犯罪结合,衍生出盗电犯罪、黑色产业犯罪、国际洗钱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新型犯罪方式.应探索使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国际监管等手段治理数字...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制贩假证犯罪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制贩假证犯罪日渐猖獗,具有犯罪主体的地域性和亲缘性明显、犯罪日益组织化、犯罪手段信息化、犯罪人员的反侦查能力较强等特点。制贩假证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存在市场需求、暴利驱使和犯罪成本低的原因外,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制贩假证违法犯罪的防控与打击不力等因素。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和防控制贩假证犯罪,应加强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阵地控制,同时运用前置性侦查模式,主动查控犯罪,并且综合各警种力量,整体联动,发挥合力。     

当前金融犯罪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金融犯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侵害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秩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关系的犯罪行为。金融犯罪通常给受害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些犯罪虽然未最后得逞或被及时惩处,但损失追偿率很低甚至得不到补偿。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正发生变化,金融运行的独立性更强,政府对其行政干预进一步淡化,金融机构在有关法规框架内依据市场规律运作,今后金融稳定不能再单纯依赖国家信用的支撑和行政措施的强制保护,大量的、经常性的金融案件已经使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逐步降低,充分防范金融犯罪已经十分急迫。金融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     

心理学视域下的社区犯罪治理

新时期背景下,为进一步创新社区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应尝试在心理学视域下探索。这有助于深刻理解社区犯罪治理的内在机制,科学解释社区警务面对的问题,拓宽和深化理论,加强源头治理,塑造积极的社会。以心理学视角看,当前社区犯罪治理中不仅存在如公安民警认知矛盾等治理活动内部的心理问题,还存在心理学与社区犯罪治理接轨中存在的操作性问题。为此,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提高社区犯罪治理主体的心理学素养,加强群众"心防"建设,多元共治,营造良好社区环境,对重点人员进行科学管控等策略,提高社区犯罪治理的实效性。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利用黑客技术进行的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呈大幅上升趋势。在犯罪分子网上窃取信息并非法牟利的背后,一条完备、严密的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正逐渐浮出水面,目前它已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清晰的结构体系。此类网络犯罪的打击整治策略和方法有完善相关立法,构筑网络安全的法律基础;网民应进一步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加大自身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网络病毒黑色产业链的整体打击力度。     

风险社会视角下刑法目的解释的立场定位与位阶选择全文替换

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的预防性转型与刑法体系的功能性发展,以及司法实践对刑事政策作为解释依据的过度依赖,致使刑法目的解释深陷适用立场混乱、适用位阶不明之困局,而现有解决方案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方向宽泛,难以有效处理上述问题。明晰立场和位阶是规范刑法目的解释现实适用、推进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体系性协调和前瞻性发展之重点。应当重视风险社会的观察视角,厘定风险社会只能有限推进刑法目的解释功能化发展的背景态势,在此基础上,明确刑法目的解释适用立场应是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和关联刑法规范目的的实质解释论。同时确立其适用位阶应是在合目的性理念下,文义解释属于解释的起点,其他解释方法依照解释对象具体选择;在刑法规范的可能文义范畴内,需要适用目的解释且满足合宪性要领时,其具备效力决定性。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理论机理及其实证进路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乃是金融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性要素。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实现法的实质正义价值、激发金融市场创新活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然需求。我国既有的民商、经济法律制度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上多付之阙如。实现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实进路,应从相关域外经验镜鉴的基础之上,通过厘定金融消费者概念、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强化金融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规范金融经营者的劝诱行为等多方面入手。     

流动人口犯罪原因与特征浅析

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被剥夺导致的心态失衡、伦理失范与管理失效构成流动人口犯罪的三大主要原因。新的历史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表现为犯罪率居高不下、青壮年成为主要犯罪主体、侵财犯罪案件居多、易发生极端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的选择常具有随机性、犯罪手段革新化以及犯罪组织形式多样化等。因此，亟需从关注民生、形成良好心态，重塑民意、养成规范伦理，规范管理、铸成实效机制等方面入手来预防流动人口犯罪。     

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治策略

近些年来,发生在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医疗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的采购、使用、管理等要害部门、关键岗位与核心环节,并呈现一系列动态变化特点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医疗商贿犯罪具有群罪属性,涉及多种犯罪,在对此类犯罪司法认定时应明确其构成要件、考量相关因素,做到案件查办定性准确、法律适用正确得当。唯有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此类犯罪动态特点、社会危害及其构成要件,方能彻底认清此类犯罪的本质和滋生土壤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防治策略,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医疗行业反腐倡廉建设,有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论我国互联网法律的立法完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内容涵盖互联网基础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规范、互联网应用规范、互联网安全规范以及惩罚互联网犯罪等五个方面的规范。但尚存在互联网法律重点不突出、体系不完整、内容不严谨,以及互联网法律与已有法律兼容性不够等问题,需要在确立国家安全至上与国际合作并重、保护性与规制性并重、互联网法律与已有法律协调并适度超前、法律规制与自律相结合等原则的基础上,完善互联网法律体系,加强互联网重点领域立法和互联网危机管理立法。     

应对金融犯罪的立法和执法建议

微观领域的金融犯罪是影响金融安全的一个方面．而其中需要关注的是财务的和人身的安全，即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也可称为白领犯罪）不同于街头犯罪．因为职务犯罪往往是通过合法的渠道从事违法行为。职务犯罪对整个社会而言。精神层面的危害往往更大，因为它侵害了社会公正和诚信。     

犯罪预备行为概念界定问题新论

目前学界对于犯罪预备行为概念的界定问题关注较少，对犯罪预备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必经之阶段等疑难问题仍存有分歧。在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概念界定时应首先明确，其构成要素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阶段性；（2）目的性；（3）指向性；（4）本质性；（5）程度性。据此其概念可重新界定为，犯罪预备行为是指为增大特定犯罪实施的可能性，而在实施犯罪之前进行的对完成犯罪具有实质作用的作为或不作为。     

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与完善

由于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司法实践中在对行贿犯罪人免于刑事处罚时较少采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由此导致免于刑事处罚的行贿犯罪人实际上未受到任何处罚和教训。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对行贿罪免除处罚的范围,但基于查处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因"辩诉交易"而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因此,为有效惩治与预防行贿犯罪进而有效遏制受贿犯罪,有必要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完善。对于行贿犯罪人能够产生预防犯罪作用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三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均因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应当进行规范。此外,对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范适用,还必须辅之以相对完备的基础制度,因此,应当夯实行贿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司法基础,完善信息及时披露制度和相应的监督机制,以及构建行贿单位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等。     

对性贿赂现象的思考

性贿赂作为一种犯罪手段伸向国家工作人员,比财物更具诱惑力,危害极大.本文对财物贿赂与性行为贿赂进行比较,提出应扩展贿赂犯罪内涵与外延,并指出我国立法应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