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地铁暴恐犯罪的侦防对策

迅猛发展的地铁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针对地铁实施暴恐犯罪的风险随之增加,地铁暴恐犯罪的危害也日益严重。而针对地铁暴恐犯罪,无论在处置还是在防范方面都面临着困难。大数据的兴起,为地铁暴恐犯罪的侦防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破解思路。改变传统的侦查思路,主动融入大数据时代,善用大数据,加强地铁暴恐犯罪作案规律的研究和地铁暴恐犯罪的情报建设,可以提升地铁暴恐犯罪侦查水平;强化安全检查、秩序管理、技术监控和危险预判有助于防范地铁暴恐犯罪。     

地铁反暴恐处置策略

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宗教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地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逐年增多,各国极端分子利用地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成为一种新趋势。对于我国民警来讲,有效快速地处置极端分子利用地铁类轨道交通工具实施暴恐犯罪活动,做好预防工作,不仅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处置预案、培养多层面的地铁暴恐处置力量、完善地铁的防火防爆监测和安检,积极推进反恐情报网站建设,而且要做好武力处置工作,如店内封控、攻心劝降、威力制服等。     

地铁恶性犯罪防控研究

地铁在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地铁本身的一些特点,如空间封闭、人员集中、疏散困难等,也使其成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首选地点。地铁恶性犯罪种类多、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救援困难,一旦发生地铁恶性犯罪,其后果不堪设想,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的地铁恶性犯罪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的地铁建设事业正在突飞猛进地进行,因此有必要对地铁恶性犯罪进行深入研究,未雨绸缪。     

浅谈青少年犯罪的社会综合预防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理应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构建社会综合预防体系,进行综合治理。     

广州地铁车站最小作战单元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城市轨道交通空间封闭、人员和设备高度密集,一旦发生严重突发事件未能及时妥善处置,极有可能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因而轨道交通安全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针对城市轨道线网点多、线长、客流强度大等特点,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公安主力军作用,压实运营企业安防主体责任,联合运营企业建立了"公安指导站方主导"的地铁车站突发事件防范处置最小作战单元,把民警、辅警、站务、保安、安检、保洁、维修、商铺等所有车站常驻人员力量投入应急处置环节,明确应急指挥权和任务分工,围绕常见突发事件科目开展大练兵大比武,着眼建设"防得住、控得快、打得赢"的应急专业队伍,全面提升作战能力,推动了城市轨道交通安防瓶颈问题的有效解决。     

地铁超大客流安全风险分析及防范——以广州地铁超大客流管控实践为例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持续快速发展,轨道交通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千万客流已经成为一线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新常态,超大客流安全风险给公安工作带来新挑战。广州地铁运营早、体量庞大、站内建筑结构复杂,在全国地铁中具有典型意义。超大客流为广州地铁带来了很多安全风险:地铁成为暴恐袭击潜在目标的风险、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风险、大客流引发群体性踩踏事件的风险、禁限带物品进入地铁站区的风险、影响周边交通秩序的潜在风险、诱发设备故障的风险等。为此,广州公交警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构建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搭建高效协同、快速决策的综合指挥体系,探索提前预判、实时监测的客流预警体系,建立响应迅速、联动处置的应急处突预案,夯实滚动排查、化解隐患的联勤防控体系。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探究

人工智能犯罪在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上只能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基于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的相对自主性与绝对客体性的犯罪机理,人工智能犯罪仅能归责于作为保证人的"自然人-法人"责任论。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心人性"的刑法常识观,应当确认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为妥当解决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原理和实践问题,应当在坚守人工智能犯罪"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刑法立法。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城市地铁系统脆弱性应急治理——以广州城市地铁系统突发事件为例

城市地铁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各类城市地铁突发事件多发、频发,并随着社会风险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类型和特点,显现出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城市地铁突事件的特点表现为:与社会矛盾紧密相连,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转化交融,危险源通常来源于系统的外部,救援难度及应急管理难度大。导致城市地铁系统脆弱性就在于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载体等三个方面。而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应急治理建设是:加强地铁系统与外界环境的信息交互和管理,及时把握社会动态信息;做好系统内外部环境的隔离,减少孕灾环境对城币地铁的影响;建立致灾因子排查机制,及时排除风险隐患;提高城市地铁系统风险承载能力,减缓系统压力;针对非传统安全事件制订综合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     

城市轨道交通站区警务工作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在方便大众出行的同时,也因其人员众多、空间狭窄且相对封闭的特点,历来是暴恐袭击、个人极端犯罪的重要目标。公安机关是城市轨道交通安保工作的重要力量而非主要力量,更不是唯一力量。针对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公安机关、站区民警存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业务工作过度依赖视频监控、警力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协同作战能力仍需加强等问题,要提高思想认识,明确角色定位,理解站区警务内涵,关键是要厘清站区民警工作要点,主要包括:重要部位巡逻值守、联络协调站区安保工作、组织专业力量加强防范、指导监督运营单位安保以及接处警等。     

青少年成长环境之忧

本刊独家披露:中央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暨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最新部署—— 公安机关与学校密切配合,严厉打击抢劫、伤害、敲诈勒索等侵害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并组织精干力量专门负责对学校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刑事案件的查处;共青团、工商、文化、建设、新闻出版、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预防青少年犯罪,清理整顿学校及周边的非法娱乐场所和网吧等公众聚集场所,治理学校及周边乱搭乱建、乱摆摊点等问题。     

论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为了与《食品安全法》和《药品安全法》保持"实体规制一体化",更加有效地预防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立法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予以完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被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增设"运输"和"储存"两种行为类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将"拒不召回"增设为加重犯,且应增设过失犯;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罪犯的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应上升到资格刑的高度予以审视,且应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予以区别对待。     

女性青少年犯罪的新特点

近几年来,关于女性犯罪的问题引起了国外许多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的重视。在我国,女性犯罪率明显升高,而且犯罪趋向低龄化。不仅如此,犯罪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女性青少年犯罪,改变了以往由于身体力量方面的原因少暴力,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少主动的倾向,使犯罪的性质趋向于色情和暴力,女性犯     

浅谈货盗犯罪的打击与控制

货盗犯罪在铁路公安机关管辖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困扰铁路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货盗犯罪呈以下特点1.犯罪组织呈集团性;2.犯罪成员中农民、无业人员占绝大多数;3.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并向智能化发展;4.货盗犯罪区域性特点明显;5.盗窃目标具有选择性.打击防范货盗犯罪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有效的地铁联防体系;2.落实责任,严密防范;3.适时开展打击专项斗争;4.坚决打击货盗集团,全面清剿货盗逃犯;5.加大控制力度;6.控制销赃渠道;7.提高侦破水平.     

我国地铁反恐怖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地铁交通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为我国经济大动脉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公安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地铁交通具有抗击风险能力弱、安全防范与处置难度大、疏散救援难度高、损害后果影响广等特点,一旦遭受恐怖袭击,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当前,我国各地的地铁公安机关在反恐防范与处置方面已取得了优异战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为此,应当建立地铁情报信息平台、加快智慧警务建设,落实地铁管理主体责任、优化防范与应急处置机制,做强作战单元、打造"1.3.5"处置圈,从多方面提升地铁公安机关应急处置能力,打造平安地铁。     

制贩假证犯罪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制贩假证犯罪日渐猖獗,具有犯罪主体的地域性和亲缘性明显、犯罪日益组织化、犯罪手段信息化、犯罪人员的反侦查能力较强等特点。制贩假证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存在市场需求、暴利驱使和犯罪成本低的原因外,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制贩假证违法犯罪的防控与打击不力等因素。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和防控制贩假证犯罪,应加强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阵地控制,同时运用前置性侦查模式,主动查控犯罪,并且综合各警种力量,整体联动,发挥合力。     

布鲁塞尔恐袭事件对我国地铁反恐的警示

地铁作为大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成为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之一。梳理布鲁塞尔恐袭事件中地铁应对和防范恐怖袭击存在的不足,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我国地铁应从情报信息、盲区的安全防范、安检检查、反恐技术装备、乘客反恐意识与知识和反恐处置实战演练等方面着手,加强地铁反恐的安全保卫工作。     

反恐维稳形势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警务创新研究——以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分局安吉站派出所为例

城市轨道交通对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利用轨道交通实施恐怖袭击、个人极端犯罪等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应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轨道交通公安机关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积极开展警务创新,通过做强"最小作战单元"提升站区防控效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建立多种形式的巡逻防控力量织密治安防控网络,构建"...     

西方反腐领域新举措从“各自为政”到“双剑合力”

<正>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及国际组织都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而努力。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形成了两股打击腐败犯罪的力量,即政府机关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公法权力,社会组织通过利用、发展和实施私法制度,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腐败犯罪。然而,这两股力量却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西方社会出现的打击腐败犯罪的新模式——双剑反腐,同时出力,以补充传统的反腐手段。这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暗网犯罪与多元治理:挑战与出路

暗网已成为犯罪聚集的隐秘之地。暗网犯罪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避风港、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以及对公民人身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等,而传统刑事司法手段打击暗网犯罪面临取证困难、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等问题。治理暗网犯罪仅仅依靠传统刑事司法手段并不能奏效,必须建立专门的暗网犯罪监测部门以及"产—官—学"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公私部门信息共享,提高电子取证技术,同时还要积极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