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中青年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以淘宝网络直播为例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进入网络直播行业,建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大批青年也在通过网络直播影响着他人的信息获取途径和文化娱乐方式。文章通过参与式观察及访谈的方法,对网络直播中青年与社会的互动进行探究,以研究网络直播是如何影响青年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建构,研究发现社会制度、家庭及行业环境等社会因素都对网络直播中主播的行为选择及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主播通过在直播间中与观众的互动也会影响观众的心理及身体行为表现。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恶意透支与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并存时的数额认定

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信用卡犯罪也日益增多。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实施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行为又同时实施了其他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情况,但由于在司法解释中"恶意透支"的数额认定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容易产生分歧。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分析,实践中应当采用较为统一的方法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数额。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旧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秘密窃取,而新司法解释则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需求取消了该规定。在盗窃罪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盗窃罪应以自然人的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扒窃”入刑探索

针对扒窃行为认定的四要素,即公共场所、扒窃行为方式、扒窃对象以及扒窃所得财物的博弈,应以被害人及其法益保护为视角,明确公共场所三特征、清晰扒窃行为方式之心理安全距离,界定扒窃行为的对象是他人,并确定扒窃所得财物是较小物品。扒窃行为的认定,还应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相结合,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一方面,严密盗窃罪的刑事法网,使得扒窃以行为犯的形式入刑;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严而不厉,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抑或有其他法定、酌定以及"民间法"等从宽情节的,可以出罪。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刑法》第六十四条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六十四条涉及对涉案财物"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上缴"等多项法律行为,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均有体现,适用时容易混淆。违法所得、涉案财物、涉案资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法集资犯罪中的涉案资产是从处置角度对涉案财物的称谓,涵盖集资款项及延伸资产、集资行为产生的利息分红、担保财产、退赔的合法财产等。涉案延伸资产应通过资产变现、盘活等方式实现追缴,在此基础上确立返还的主体、对象、方式和程序,完成涉案资产的处置分配。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从微信红包事件看我国网络诈骗犯罪问题

微信红包是微信用户基于与他人的好友关系而做出的赠与性质的财产处分行为之标的。2014年春节微信平台上的"陈光标"事件已超越了恶作剧性质,若此行为实施人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则其行为便构成了网络诈骗犯罪,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网络犯罪的特殊性,预防和打击网络诈骗犯罪面临着公众法律意识淡薄、案件侦查难度大、管辖权难以确定等问题。对此,作者从加大网络宣传和执法力度,确定具体原则以协调司法管辖冲突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和执法与TRIPS标准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美国提出中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和执法措施没有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执法标准。本文在结合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处罚的规定以及美国著作权法和版权法的规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比TRIPS刑事执法要求进行分析,以论证中国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对知识产权所提供的刑事保护已经达到了世界贸易组织TRIPS中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标准。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核心问题探析——以日本刑法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大安全事故监督人、管理人的监督管理过失刑事责任,不能以危害结果的重大与否简单作出客观归责判断。监督管理过失理论中管理者的过失行为应当界定为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支撑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价值所在。应当从监督管理过失的概念,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实行行为性,管理监督者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监督管理过失中过失的认定、研究价值等,具体分析监督管理过失理论。     

以“分答”模式促进知识付费问答平台发展

正从付出虚拟货币下载文档查看信息,到微信微博、网络直播平台的"打赏";从"作业帮"、医疗健康等垂直细分领域的问答应用,到罗辑思维的付费阅读应用"得到",再到果壳知乎新近开发的付费问答平台,企业纷纷寻求知识变现的可能性。长期以来,知识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得,部分程度上造成了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情     

网络犯罪的惩治与预防路径探析

网络犯罪是指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以及其他上下游关联犯罪。从纵向来看,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逐步扩张的趋势。目前,网络犯罪逐渐呈现出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犯罪过程链条化产业化、犯罪主体多元化低龄化、犯罪手段专业化等特征。网络犯罪的高发蔓延严重危害我国民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司法实务中对该类案件的惩治和预防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微观层面,网络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并解决管辖权争议、证据取证难、罪名认定分歧多、共犯故意认定等棘手问题。在宏观层面,应当从法律规范完善、实践治理模式转变、民众观念引导提升三个层面,构建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的多阶共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