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核心问题探析——以日本刑法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大安全事故监督人、管理人的监督管理过失刑事责任,不能以危害结果的重大与否简单作出客观归责判断。监督管理过失理论中管理者的过失行为应当界定为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支撑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价值所在。应当从监督管理过失的概念,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实行行为性,管理监督者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监督管理过失中过失的认定、研究价值等,具体分析监督管理过失理论。     

以幼女的刑法保护为视角论“嫖宿幼女”何以为“罪”

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频发,在媒体上、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意,纷纷以嫖宿幼女罪量刑过轻为由要求改革直至取消该罪的存在,并将嫖宿行为划入强奸罪的序列。与此同时,法律精英群体却与民众展开了"角力战",二者的激烈碰撞让立法者与司法者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了一种选择困境。将嫖幼罪尝试性的修改为"对儿童的性侵犯罪",且一并修改其量刑幅度,在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给予潜在的罪犯最大的震慑与规制,应该是一种改革的方向。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之刑法应对——以恐怖主义犯罪之“非政治化”处理为切入点

作为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罪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目前在各国之间未能达成统一权威的定义,与政治犯的定义无法明确的情况类似。尽管现今国际社会都在采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处理措施,以区别于政治犯的处理,但是无疑缺乏一个相应的规范性标准。     

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探析——以“骗逃天价过路费案”为切入点

目前,刑法学界对＂骗逃天价过路费案＂的定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以不作为形式实现了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诈骗罪,应属于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但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定罪处刑,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了消除疑虑,我国刑法立法亟需关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以无人驾驶为切入点

信息社会的延展铺开,催生了人类由解放双手到解放大脑的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智能化背后人的主体性地位遭受挑战,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物无人驾驶汽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超出现有刑法规制的范畴,陷入法律与道德的围城。对此,应由前置法律先行拦截,刑法作为后盾保障,并将智能机器人纳入刑事犯罪主体的范畴进行考量,明确日渐智能化社会下的责任归属及责任承担范围问题,在推动科技文明进步的同时防范科技带来的法律风险。     

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泸州遗赠案”为例

"泸州遗赠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该案不仅涉及婚姻法中关于夫妻相互忠诚原则、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以及继承法中关于遗嘱成立、遗赠行为成立要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涉及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以及道德评价、群众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等问题。法官、公民都应当树立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的观念。     

论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刑法修改完善角度为切入点

人权状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人权的刑法保障是人权之最有力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法制文明的高速发展,中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迫切需要。在法治社会,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刑法的灵魂与使命。由于刑法具有保护公民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行为制裁的特殊严厉性,探讨刑法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基本人权和人权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是当代刑法机能所蕴涵的重要内容。     

浅析电视评论特色及其传播力——以陕西电视台“一说为快”栏目为例

我国目前电视评论节目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缺乏特色,无法发挥其传播力,陕西电视台"一说为快"作为电视评论节目有着鲜明的特点和较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选题贴近民生;语言通俗诙谐;实施舆论监督;节目客观公正;形式新颖。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探究——以念斌案为背景

结合念斌案件中无罪判决后再次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发回重审次数以及终审判决效力的法律思考,以该案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双重危险原则的诉讼价值以及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构建。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行为的认定辨识——以“利乐案”为例

以利乐涉嫌垄断案为切入点,对相关的搭售理论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梳理,进而提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行为认定的"双阶层、四要件"的分析范式。结合利乐案,首先就利乐搭售行为的构成进行分析,满足要件后,再就该搭售行为的违法性展开合理分析,重点关注搭售行为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果,即在限制竞争的效果与积极经济效益之间作出合理权衡,在此基础上将"更强理由"纳入到违法认定的分析范式中。由于利乐通过"排他型搭售"和"技术型搭售"所实施的剥削性定价可以成为违法认定的更强理由,从而得出结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中的贯彻——以范某某巨额逃税案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增加初犯免责条款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逃税罪的成立范围,避免纳税人轻易沾上逃税罪的"污名",保证国家税款不流失。该条款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该政策"宽"的一面的具体体现。立法者为逃税罪所设置的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没有区分逃税罪轻罪和重罪,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核心的区别对待并没有在该条款中得以充分彰显。可以考虑将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定为逃税罪中轻罪的情形。对于逃税罪中重罪的情形,如果行为人是初犯,而且又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以将行为人的事后行为作为从宽处罚的事由。     

行政诉讼中寻衅滋事案件规范化探析——以温岭幼师虐童案为切入点

行政法领域的寻衅滋事界定的难点,一方面具有与刑法的共性,即主观动机是否要求流氓动机在学理上争议较大;客观上与故意伤害、侮辱、抢劫、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具有一定重合性。另一方面其外延上具有不周延性,规定了可以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予以处罚这一"兜底条款"。从行政法领域对寻衅滋事的具体规定出发,结合刑法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探讨。     

网络信用套现行为的定性——以“蚂蚁花呗”套现第一案为视角

在当今的网络消费中,"蚂蚁花呗"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蚂蚁花呗"的本质是一种新兴的网络消费信贷产品,为网络信用套现行为提供了机会。网络信用套现行为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非法经营行为,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时应当用刑法加以规制。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依法治校”中的法律执行力问题浅析——以“行动中的法”为视角

高等院校中,法治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责任,师生也不是简单的法律目标受众,他们在日常的教授、学习、生活中也有建构规则秩序的能力。以"行动中的法"概念为逻辑基础,重视高校各类主体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或许对实现真正意义的依法治校能有所裨益。     

跨流域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探讨——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切入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本保持很好的河流被人为污染,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地不便。一方面源自企业自利动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丁公地悲剧的现象,从侧面上反映出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这一现象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就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区域发展环境。     

辩护人教唆翻供行为研究——以“李庄案”为切入

律师李庄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龚某时,因涉嫌教唆其当事人推翻其庭前供述,导致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性状的稳定性发生动荡,作为辩护人的李庄是否因此就已构成我国刑法第306条所罗列的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笔者立足司法实践,结合现有的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反思法律推理的应然性,推论出一个否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