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双重法律架构的企业劳资关系探讨

劳资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组成的,它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其对立性是由劳动者对工资追求的最大化和企业对于利润追求的最大化所致。目前我国的劳资关系为劳动弱势,资本强势,劳资关系两极失衡,劳动关系不和谐已成企业主要矛盾。如果劳资矛盾进一步加剧,必然发生冲突和对抗,破坏社会和谐,影响社会稳定。本文从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背景出发,分析我国企业劳资关系不和谐的现状,提出构筑我国企业劳资关系双重法律架构的理论基础及探索实施的主要路径。     

劳资关系失衡成因研究述评

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失衡的成因，经济角度认为，劳资关系失衡主要由于经济人口结构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制度角度认为，法律制度、身份制度、工会制度造成了劳资关系失衡；政府角度则把政府转型与地方政府利益作为劳资关系失衡的主要原因；劳资主体角度认为劳资关系失衡是由劳资双方的自身状况决定的。这四类解释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本文补充认为，全面认识当前劳资关系失衡，还需关注中国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因素。     

和谐社会构建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

一、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劳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劳资关系,简单讲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资关系是一种内容广泛的社会关系,它也是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劳资关系的和谐程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而且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程度.从微观上讲,劳资关系问题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分配的各个环节,直接关系劳资双方切身的经济利益.从宏观上看,劳资关系势必涉及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最终会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1].     

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与当代社会

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具有阶级对立和对抗性、阶级利益关系和阶级性的特点.通过研究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有利于了解当代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而解答前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浙江省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浙江省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三大基本特点劳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外来工基本处于不规范劳动关系之中;劳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协调的发展期。     

应当摒弃劳资关系属于雇佣关系的观点

我国劳动关系绝大部分属于劳资关系,认识并把握劳资关系由雇佣关系下的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管理模式向劳资平等合作转化的大趋势,摒弃早已过时的雇佣观念,紧跟时代步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劳资关系之法律路径初探

文中从对劳资关系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着手,结合对我国劳资关系现状的考量,寻求一种更具现代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公平效率价值且为劳资双方均易于接受的协约自治模式调整机制,以完善目前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从而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必要合理的路径支持。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

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要实现全社会效率跃迁的规则体系需要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和谐。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要提升劳动者权利，优化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变劳动与资本收益的不平衡状态。     

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立的若干思考

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等问题发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伴随着企业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者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劳资关系利益主体日趋复杂化、多元化，而且从目前看，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中，大量的表现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因此，认真研究劳资关系的现状，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思考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争议显性化的问题日益突显。主要成因:一是私营企业主思想观念的障碍;二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不完善;三是劳资集体协商机制未建立;四是雇工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促进新时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和谐发展的对策:一要加强培训教育,转变私营企业主的思想观念;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推进劳资关系调整制度化;三要加强私营企业的工会等组织建设,实现劳资关系协商集体化;四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雇工的自我保持意识;五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保证劳动法规的有效实施。     

劳资关系与政府协调作用的若干思考

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等问题发生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当中,存在着诸多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劳资关系不协调甚至恶化的现象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一个令人忧虑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构建稳定协调的现代劳资关系,要依靠政府从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劳动立法、执法和司法,保护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权利;推动、促进和影响集体谈判;处理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等方面入手。     

政府干预劳资关系的法理基础

劳资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突出的问题。劳动者、资本和政府的三方关系中,政府是决定性的因素。劳资纠纷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的缺位。从宪政视角而言,公民的劳动权是宪法上权利,保障劳动权是国家的义务。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劳资关系之中,才能实现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法定职责。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关系治理实践与经验启示

劳资和谐是瑞典社会的一大鲜明特征,这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有效治理是密不可分的。以梳理瑞典劳资关系的调整历程为逻辑起点,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手段等方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治理实践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劳资关系治理的特点和经验,并提出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平衡范式对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几点启示。     

德国劳资共决制对我国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启示

德国劳资共决制对处理劳资关系和发展经济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公司治理模式中独树一帜,并被许多国家效仿。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劳资矛盾突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职工参决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构建河南民营经济和谐劳资关系的法律思考

劳资关系是事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为建立河南民营经济和谐劳资关系,需四方共同努力: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加强劳动执法和劳动监察的力度;企业要更新管理观念,改变发展模式;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三方机制中应真正发挥作用,强化维权和监督职能;劳动者要学法懂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的历史演进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劳资关系发展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凯恩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致力于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推动了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理论的发展。回顾梳理近现代劳动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对转型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缺失及对策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矛盾日益突显,主要成因:一是私营企业主思想观念的障碍;二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不完善;三是劳资集体协商机制未建立;四是雇工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促进新世纪新阶段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和谐发展:一要加强培训教育,转变私营企业主的思想观念;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推进劳资关系调整制度化;三要加强私营企业的工会等组织建设,实现劳资关系协商集体化;四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雇工的自我保护意识;五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     

论构建私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是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新任务

引导和教育私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构建私企和谐劳动关系,是经济领域中统战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统战工作向经济领域转变,私营企业主阶层成为统战的重要群体,现阶段劳资关系的现状及凸显的一系列不和谐问题,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经济领域中统战工作的基本内容。新形势下统战部门要积极参与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统战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制度的建构与私营经济劳资关系和谐发展

本文在总结私营经济劳资关系矛盾存在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私营经济中劳资关系紧张的一些表现,指出我们必须关注私营经济中劳资法律关系现实的实现方式。从表面上看,强资方弱劳方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获得解决,但由于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劳方往往宁愿为保住自己的饭碗而牺牲掉自己的正当权益,劳资关系成为由资方单方决定劳方工资水平并规定劳方劳动条件的垄断关系。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我们要尊重劳动者和劳动权的理论依据。我们有必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通过强制的方式建立职工代表参加的董事会制度等,以法律的方式来建构私营经济中和谐的劳资关系。     

产业转型中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挑战与应对——以上海市为例

和谐劳动关系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劳动关系状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中,劳资关系在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冲突加剧,在服务业中两极分化,在战略新兴产业中新型模式不断涌现,劳资双方利益诉求调和难度加大。与此同时,产业转型中劳动关系治理面临劳资冲突加剧的态势短期难以逆转、三方协商机制的效力不足、集体协商的有效性长期低下以及企业工会的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对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造成重重挑战。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侧重于加强对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增强政府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自我管理的能力与突破企业工会的职能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