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重新崛起之道及其在欧盟及中欧关系中的地位

本文首先归纳了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十方面原因,然后结合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指出德国恰恰因其＂一枝独秀＂而处在风口浪尖,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利益和理念之争的重要一方。但鉴于德国的综合国力、其欧洲强国而非世界大国的地位、历史包袱以及欧盟决策机制的约束,德国难以主宰欧洲。文章同时指出,目前中德两国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走在中欧关系的前列,但不存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中德＂特殊关系＂。文章最后就如何排除一些障碍或干扰,保持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引领作用,提出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体现的是政治语境的互动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为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而施加的影响或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体现为强制方式还是非强制方式,最终都是要使他者的意志发生改变。判断行为体互动是否是权力关系,有两个维度,一要看行为体是否具有政治意图,二要看互动结果是否体现了权力的影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可能把权力作为目的,也可能作为手段,因此在权力政治中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德国政治基金会探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德国六大政治基金会的组成及它们与各政党的亲缘关系 ,解剖了政治基金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功能 ,在全面考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 ,揭示了政治基金会虽为非政府组织 ,却也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点 ,最后探析了政治基金会在德国内政和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析CSSCI

联合国安理会常常是“大国行使权力的舞台”。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拥有“大国否决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常任理事国并非一种摆设,其不仅对常任理事国具有一定的制约,而且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2020—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不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巧妙地将南海问题嵌入联合国平台,借此推进其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在非常任理事国职位上,越南综合运用国际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和关系网络派生的关系性权力,通过设置议程、执笔文件,以及集体行动和借用大国等方式塑造国际舆论偏好,约束限制了他国的行为。在世界权力架构加速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大国应密切关注中小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新动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应当保持高度警醒,管控好分歧,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促进国际组织发挥和平、合作的正面作用。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问题与应对

中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性"、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中国投资自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欧盟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要高,欧盟在谈判中希望与中国实行"对等"开放,这就涉及中国行业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以及中国自身是否有相匹配的国际经贸治理能力。此外,投资自由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资本项下的自由化以及更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投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如何应对有关核心问题的建议。     

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一项研究

以意识形态之争为发端的冷战结束了,然而对于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所经历飞变的动因的争论却远未结束。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因为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然而,这一理论逻辑却一再被学人们忽略和忘却。以俄美关系为基点的研究恰恰可以从这一“回归未来”的视角切入。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变迁与德国外交战略的选择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的相关性不言而喻,而对德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特别显著.1871年以来的德国外交战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俾斯麦时期,二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期,三是冷战时期.研究德国外交战略与地缘政治、国际体系的关系,既有利于我们认识德国重新统一后外交战略的趋势,也有利于为我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

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一方面,这一关系由冷战的历史结构演变而来。虽然冷战的结束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发生了分水岭式的变化,但新的国际体系仍然受到上个时代遗留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本身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其双边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又起着显而易见的反作用。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这一联系将因中、欧力量的增长及其互动的深化而趋强。     

论德国当代政治文化若干特点

本文主要从德国历史、战后两个德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互动、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问题、和平主义运动及反美情结、融入欧洲作为德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及其发展趋势等角度阐述和分析德国当代政治文化的脉络和特点。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印美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印美关系在两国各自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尽管并非对称,但双方都比较重视这一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印度独立以来,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做出努力,试图使双边关系向友好的方向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却有违初衷.本文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印美关系,试图给出一些新的启示.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试论现代俄语与俄罗斯政治的关系

作为民族最稳定、最鲜明标志的语言,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问题常常引发民族关系问题,引发国家政治问题。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边国家,其通用语——俄语的国内状况、国际状况、自身状况及俄罗斯的语言政策等对俄罗斯的内外政治产生着重大影响。     

政治转型、权力结构与政党制度化发展——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的核心,其功能的滞后与缺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从印尼20余年的民主实践来看,转型后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政党呈现衰弱之势,而伊斯兰政党却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支持,原因在于二者构建方式与制度化发展路径不同.作为世俗政党代表的斗争民主党,在构建初期即形成以梅加瓦蒂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导致组织制度处于弱化状态,长期制度化发展走向僵化.与之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塑造了繁荣公正党的强组织制度和稳固的党群关系,其组织活力和政治影响力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在政党制度化发展不断分化的情况下,如果印尼国内政治继续朝着保守化方向发展,未来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冲击民主制度、宗教力量侵蚀世俗体制的双重挑战.     

探析当今美国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传媒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传媒的巨大宣传功能为政府提供了影响和引导舆论的工具。美国向来标榜“新闻自由”,但却打着信息传播的幌子对他国进行价值观的渗透,本文从美国传媒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道中剖析美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美国传媒并非它所自我标榜的那么“独立”和“公正”     

"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

本文从国际权力结构的身份确认、加入方式和与国际体系内其它国家的关系入手,认为俄美近年来的对抗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不同层次上,不构成"新冷战",不构成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替代性挑战.中俄联盟的可能性极小.国际制度安排、国际金融危机在更高层次上限制着俄美冲突的性质和范围.中国崛起比所谓"新冷战"有着更大的时代意义和体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