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集体行动、工会主席直选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省为例

从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工人集体行动对劳动关系系统的均衡和劳动关系主体产生的重大影响,其结果推动了工会民主化进程,使工资集体协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得出以下结论:一,工人集体行动改变了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策略;二,上级工会主导并自上而下推动基层工会主席直选,企业少有内生性的民主要求,覆盖面有限;三,基层工会主席直选推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对改善劳资关系、减少劳资冲突有明显作用。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形态与推进理路

近年来,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和目的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议事型协商民主、调解型协商民主等三种形态。虽然我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协商需求增加与协商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受阻与强势群体控制协商现象并存、协商结果与决策执行之间脱节等诸多困境。要想化解城乡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就需要不断加强党和政府对社区协商的指导,积极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提升城乡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     

小区居民自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适应性分析——以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为例

自主治理机制是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自主治理需要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等三个基本问题。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2003年被物业管理公司弃管后,在小区精英的带领下成立两委进行自主治理,解决小区公共物品供给、社会规范提供与小区冲突的化解,成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镇泰花园小区成功自治的经验是:重视挖掘、发挥小区领袖及小区积极分子的作用,重视制度设计中决策的民主化以及积极培育小区自组织与小区社会资本等。     

集体行动困境的应对之道--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为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面向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的准公共产品,居民协商是实现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但居民的个体理性会导致实施时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广州是国内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通过访谈和政策内容分析梳理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历程,结合集体行动理论分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面临的协商规模和价值偏好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居民协商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之策。广州市的经验不仅为其他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了借鉴,也为今后通过制度设计促成居民集体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形成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开放空间: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趋向

社区协商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基于协商民主制度理性协商、化解冲突、寻求共识并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径。以浙江H区推行开放空间协商模式为案例,分析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存在困境,提出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增强社区居民的协商意识、推进社区协商治理的制度化发展等优化策略,希冀能为社区协商治理的深入推进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启发。     

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

为探索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研究提出“社区情绪”这一概念并就此讨论，可得出相关治理策略。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的共享性心理体验，它源于社区居民所具有的共性互依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居民间交往互动，经由情绪反应、情绪推理、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从社区情绪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方面，居民基于对社区情绪的感受和理解，可通过情绪选择与表达推进社区参与，共享社区情绪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基于对社区情绪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的把握，可通过制定社区情绪指标及其监测，关注与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增强社区认同与凝聚力，疏导与培育社区情绪，引导正向社区情绪，化解消极社区情绪，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论当代中国行政中的协商及其价值、实践与制度构建

行政协商是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有利于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当下我国行政协商还存在着行政主导成分比较多、组织程序不够规范、整合机制不够完备、协调机制不够健全、覆盖面比较狭小等不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有机平衡”上加强行政协商制度化构建:坚持行政主导与平等协商的有机均衡,坚持社会组织与政治秩序的有机均衡,坚持层级需求与上级管理的有机均衡,坚持协商试点与协商推广的有机均衡.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既是对"微治理"场域下新媒体功能的多维审视,也是以新的媒体技术与互动传播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渠道探寻。基于新媒体与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契合维度,提出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实践路径,包括以新媒体拓展城市社区"微需求"表达渠道、以新媒体形塑城市社区"微参与"协商空间、以新媒体优化城市社区"微项目"运行路径。     

嵌入与自主：转型社区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村庄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社区的过渡形态。转型社区面临传统性治理模式断裂、现代性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居民关系重构，多元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难题。复杂的治理情境下社区矛盾纠纷不断，传统纠纷化解手段失效，现代法治策略难以广泛接受，数量激增、类型多元的纠纷事件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文章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社区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观念、制度、技术等外部嵌入与治理主体吸纳、治理规则培育等内生自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纠纷的有效化解和溯源治理；在嵌入和自主策略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这为更好理解嵌入性自主、总结基层纠纷化解策略提供了现实启示，有助于实现矛盾纠纷治理的溯源化、精准化、持续化，推动转型社区治理能力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