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社区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本源于市场经济和由市场经济作为最终催生婆的政府治道变革同时催生了社区“治理”理念,它表现为政府边界的收缩、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化,同时表现为治理上的多主体性、组织依存性、资源的交换性和组织间的互信,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以建构社区治理的主体间性为基础,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通过互信、沟通、相互理解达成目标的一致性,而在平等基础上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也是主体间追求社区善治的重要选择。     

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启蒙主义是影响西方国家及部分非西方国家近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思想观念。西方启蒙主义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崇尚科学理性精神、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公民自由参政,以及由政府提供国民教育。其局限性是,在资本主义的启蒙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在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性的民主诉求之间存在偏离,特别是作为愿景的价值追求与付诸行为的价值实践之间存在背反。有甄别地借鉴启蒙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动员、目标引领、价值唤起和反思优化等合理成分,将有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     

发挥社区应急治理制度优势推进实现基层公共卫生之治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广大城乡社区是实现基层应急治理、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前线和堡垒,是国家基础性、前端性治理单元。认真探讨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的独特模式及其优势,对增强社区治理效能、推进国家应急管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重思社区治理创新：本质蕴涵、实践考量与未来进路

社区治理创新被认为是当前应对社会发展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基层“破题之举”与重要策略,但是如火如荼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亟须从本质蕴涵进行学术重思,以免发生“伪创新”。“创新”“公共价值”“绩效”存在耦合关系,社区治理创新理应是承载公共价值并基于此产生绩效的治理活动。从“动机—要素—可持续性”路径对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承载的公共价值、所体现的公共价值管理要素、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考量与检视,研究认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未来进路在于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全程坚守公共价值之约束、将创新视为绩效治理过程、注重技术与治理良性适配。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公共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探析

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其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价值的不和谐,即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和谐,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的断裂;公共政策理性的不和谐,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间的对立;公共政策信息的不和谐,即公共政策信息的政府垄断、单向传播及流通不畅.     

干部管理机制运行的核心路径与内在逻辑：基于国家治理视角

党的干部在国家治理机制中居于轴心位置,承“上”启“下”勾连起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间的紧密联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常规式”与“运动式”双规并存、相互补充推进阶段性治理规划顺利展开。为发挥党的干部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轴心驱动价值,党和国家以治理规划的有效展开为现实导向,以“政治领导”为首要价值路径,以“科层管理”为必要技术路径,以干部管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层来看,干部管理机制融合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逻辑,在“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间寻求到一定弹性空间,即以“政治理性”为根本运行逻辑。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探索与认识

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对社会理想的价值选择和不懈追求。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价值目标是共同富裕，价值尺度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价值手段是市场经济，价值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呈现出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相契合的特征。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骤间的冲突、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和“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 ,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     

“十四五”规划为天津市产业经济发展擘画新蓝图

“十四五”时期是天津在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第-个五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天津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天津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十四五”规划与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擘画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任务和政策取向,是未来天津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市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村民自治视阈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一种与政府主导推进型法治国家建设路径中理性安排制度冲突的视角

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但村民自治视阈中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机制,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公共政策内部价值空间的建构、结构及风险

任何公共政策都内含着特定价值空间,相关价值主体可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问题解决方法、政策内容的解读而建构这一空间。政策内部价值空间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空间、基于政府利益的政治价值空间和基于决策者利益的个人价值空间。现代民主国家的政策内部价值空间应以社会价值为主导,但由于政治价值主体和个人价值主体在政策价值注入中拥有主导权,因此,如果缺乏一定社会价值保全机制,社会价值空间就会面临被其他价值挤占的风险。     

党建引领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上海“红色物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领导理论,对上海“红色物业”的创新过程和内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红色物业”是政党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拓展和融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愿景塑造、共识形成、主体规范、协调沟通、行为监督五项机制,再造了物业管理相关方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形成了对于社区多元主体的公共价值领导,引导了价值共识的形成,维护并激活了导向公共价值的“治理网络”,最终创造了社区公共价值。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自治与共治:“合作主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模式

合作主义理论倡导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制度性合作”——既要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又要提升社会的自主性。在社区层面上有必要推动“自治”与“共治”的并行,依靠社区多元化主体的共同参与,增强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合作”才能体现为秩序,而不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