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变迁与信仰内涵——南诏铁柱信仰及族群关系研究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是白族传说中的 “白子国” 故地, 也是彝族腊罗支系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 明清以来, 这里又是汉族屯垦的重要区域。 南诏铁柱庙位于弥渡县境内, 庙内铁柱铸造于南诏时期, 一千多年来受当地白、 彝、 汉等各族群众祭祀崇拜。 在不同历史时期, 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族群关系的影响, 南诏铁柱的信仰内涵各有侧重。 从族群关系对信仰内涵的影响来研究南诏铁柱, 对突破已有认知是一种尝试。     

“唐标铁柱”考

昆明大观楼风景如画,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付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它以生动、简练的笔触描述了云南的历史,用“唐标铁柱”四个字概括了唐在云南设治的功绩。铁柱在哪里?有人说:“孙髯翁失于考史,没有史实”。又有人说:“铁柱是南诏立的,不是唐立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南诏图传》奏乐仙女与永陵伎乐之比较研究

<南诏图传>既是南诏国的艺术珍宝,又是南诏研究的学术资料.曾藏于清皇宫内,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到海外,现私人收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

研究南诏的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南诏的军事制度。因为在南诏文化积淀的过程中,由于军事活力的参予,源源不断地向南诏文化“母体”补充新的文化“基因”,促使南诏文化不断地更新,铸就了南诏文化的诸多特质。为此,本文将对南诏的军事制度及其文化作一全面的辨析。任何制度和文化都有一定的源和流。南诏的军事制度统属于南诏政治制度的范畴,又规定和影响着南诏的政治制度,和南诏的政治制度有着共同的源和流。我们知道,南诏是一个以彝、白两族为主体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策划、组织、创设军政,皆与彝族古史有关,同时又掺杂着对唐军事制度模拟、汲取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探索南诏军     

南诏大理国医药学述略

在南诏大理国的科技史上,医药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南诏建立以后,对外交通空前广泛,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南诏的医药学得以博采众家之长,迅速地发展起来.南诏大理国的医学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它受到了周围各个文化圈医学的影响.既有南诏大理国本地的医学成分,也有从内地传来的中医成分,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医学以及来自波斯的医学成分,甚至和西藏可能也有医药学交流.大体上说,南诏前期受外来影响不大,以本地的医学为主,巫医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时期则从内地传来了一些中医的重要治疗方法,例如脉学、针灸学等,这些治疗手段在南诏大理国取得了重要地位.南诏晚期以后还传来了印度密教医学和波斯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解剖学知识,使南诏大理国的医学受到了强烈影响.     

《南诏图传·画卷》新释二则

《南诏图传》是南诏遗留至今历史最悠久的文物,我国古代民族瑰宝之一。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陆续地对这一件文物珍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但各人对它的定名却很不一致:或称之为《南诏图卷》,或称之为《南诏中兴国史画》,或称之为《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或称之为《南诏史画卷》,或称之为《中兴图传》,或称之为《南诏图传》。由于《南诏图传·文字卷》(以下简称《文字卷》)的重新被发现,我们得以知道《南诏图传·画卷》(以下简称《画卷》)的绘制时间肯     

南诏文化浅析

研究南诏文化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浅析了什么是南诏文化，南诏文化的内容、特征、文化类型的形成以及历代研究的著述等内容。     

试析大理州对外宣传工作的方法和作用

外宣工作是党和政府外事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纽带和桥梁。随着地方对外开放的扩大,地方的外宣领域也不断拓宽。改革开放以来大理提出了“让世界认识大理,让大理走向世界”的口号,几年来紧紧围绕“用外宣促开放,以开放求发展”的方针,调度各方面积极因素,重新塑造大理形象,努力做好外宣工作。一、对外真实、准确和全面地宣传自己,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外宣工作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反映大理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对外宣传大理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民族风俗、社会经济,找准对外宣传的切入点,向外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结合大理的实际,我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大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西汉王朝大理已设置郡县,历经唐宋五百年的南诏大理国曾在这里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它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直至今日,大理仍保留着屹立千年的大理三塔寺,有誉为“西南敦煌”的石宝山石窟,南诏铁柱,德化古碑等历史的活化石。第二,大理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是全国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全州有旅游景点130多处,大理风景区是国务院...     

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南诏在其后半期（九世纪后期）,频频使用武力进攻周围地区。其主要对象,一是今缅甸北部的骠国;二是当时的中央王朝——唐朝。笔者认为,无论从南诏对唐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及其对唐末动乱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除了唐朝官吏的横暴引起南诏反叛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整个事件作概述或介绍外,还没有人专门就南诏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此发表自己一点粗浅看法,探求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九世纪初期唐和南诏的关系 （一）南诏的再归唐 笔者在《南诏国的成立》一文（以下简称“前文”）中曾论述过:唐王朝对云南政策的转变,带来了南诏王蒙氏的兴起。下面,就这一点作些补充。 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前期开始,唐王朝打破了一直沿袭的羁縻体制,以武力直接进入云南。很明显,选在开元年间,是为了同渗透到云南的吐蕃进行对抗而采取的措施。另外,唐     

论南诏的民族政策

南诏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政权。其对辖地各民族的治策、移民政策和发展辖地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政策,具有实用性、复杂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南诏的民族政策,既巩固和发展了南诏的统治,也促进了云南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南诏的民族政策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白蛮和乌蛮贵族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     

南诏发祥地上的土主庙

南诏发祥地在今云南省巍山族彝回族自治县,现境内遗有数处祀南诏王的庙宇。这些庙宇,当地群众称为土主庙。它与地域相连的白族本主庙不同,是当地彝族的原始宗缴——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产物,由于历史原因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南诏发祥地的彝族文化史不可多得的文物。     

《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

《中兴图传》(以下简称《图传》)是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绘制的一幅长卷画,主要描绘“梵僧化斋”、“奇王祥瑞”等南诏建国初的一些佛教传说故事。原《图传》分作两个长卷:一卷是图画,纸本彩绘,长十九尺一寸五分;高一尺四分。此画卷前面有清朝张照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所书的长记,叙述南诏的历史和他对本《图传》的看法。画卷后有“嘉庆     

南诏故都──太和村

南诏故都太和村位于下关与大理之间,西枕苍山,东临洱海,我曾两度到太和村西参观赫赫有名的《南诏德化碑》,却始终没能进入村中一睹民风村容,颇以为憾。今年有幸参加“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研究课题,我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太和村,多年的宿愿终于得偿。深藏国宝的山林沃土太和村中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有《南诏德化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级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物景区,是国家级大理风景名胜的重要人文景观。太和村是唐代南诏国的故都。南诏太和城位于太和村西,是南诏第四代王庆逻阁统一六诏后建立…     

南诏王异牟寻与贞元年间的南诏、唐朝和盟

异牟寻是南诏崛起后的第三代王。他在位三十年,政绩不少,而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是实现了贞元年间南诏与唐朝的和盟,本文拟就此作一讨论。(一) 大历十四年(779年),二十一岁的异牟寻登上了王位。这时,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正面临一个转折。南诏在天宝十一年(752年)走上依附吐蕃反唐的道路。至德二年(757年)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唐朝困于内乱,吐蕃又集中力量争夺河西、陇右,并一     

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

自古以来,交通是处于自然与社会中间部位的契合点,自然条件及社会发展的水平,构成交通建设的依据和基础.城镇的建置,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同交通一样,是人类社会对客观环境开发和利用的结果.交通与城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交通道路的展拓,扩大了城镇的交往领域,繁荣了社会经济;城镇的兴起,成为交通道路发展延伸的支撑点和枢纽.唐代中后期,南诏政权雄峙于西南一隅,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南诏境内的交通和城镇发展都有长足进步,本文拟就它们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南诏的交通体系与城镇分布南诏立国以后,与内地及周边国家往来频繁,这些交往得以实现,得力于道路的拓展和交通体系的初步建立.南诏的交通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南诏的交通是前代交通的继续和发展.其主要交通道路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凿辟,历经汉唐发展而形成的.处于云贵高原腹地的南诏,辖境内遍布高峻险厄的山系,奔腾汹涌的江河,成为     

《南诏德化碑》作者考

《南诏德化碑》是我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研究唐史特别是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公元766年(唐大历元年),南诏阁罗凤立此碑于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表明南诏“世奉中国”,辩解他的“叛唐”是出于“不得已”;(《新唐书·南诏传》)后代“归唐”,“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蛮书》)卷3)。从而在他的继承者异牟寻时,南诏又归属唐王朝。《碑》文记述了南诏在唐王朝的扶植下统一     

南诏国境内的金齿诸蛮

有唐一代,南诏国境内的百越系民族被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棠魔蛮、茫蛮、白衣等,其共源于汉晋时期的鸠僚|主要分布于南诏国的永昌、开南、镇西、银生节度等辖境内。现有研究多从其源流与分布、文化等进行过梳理和分析,但由于其研究视角使然,对南诏时期金齿诸蛮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间。此外,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金齿诸蛮随着其社会、经济、文化、手工业等的发展,已以特殊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了表征,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南诏国势力向西、向南的不断扩展,金齿诸蛮等百越系民族渐次纳入南诏国治下,成为南诏国战时的重要倚重力量,并成为南诏西南门户的守卫者。南诏时期金齿诸蛮的民族关系具有多元特点：与南诏国的关系主要表现于政治方面|与濮人系民族、氐羌系民族等杂处,民族关系密切|金齿诸蛮等百越系民族分布区是南诏国与古中印半岛往来的重要交通孔道,加之与古中印半岛多民族同源之故,使其与骠国等域外民族亦有了密切联系。     

论南诏的建制与改制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异牟寻即位后,对制度进行了改革,南诏制度遂有前后期之别。虽然南诏前后期诸制度的内涵各异、特点不同,但其制度对南诏地方政权的长期稳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南诏国境内外的乌蛮

南诏国境内外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南诏国的拓东节都、会川都督、剑川节都、弄栋节都、洱海地区和唐朝的剑南节都辖境内;由于唐朝和南诏国对各自辖境内乌蛮的治理不断深入,我们可以看到,乌蛮各部利用唐朝、南诏、吐蕃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发展自己,所以乌蛮各部有自己的一套务实性生存策略;但是乌蛮被特殊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社会结构松散,没有形成区域性内部凝聚力强大的民族群体,表现为"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以乌蛮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彝族今天有如此众多的支系,恐怕与其务实性生存策略和生产方式有关。     

南诏史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边疆妇女史的视角

南诏是中国历史上与唐王朝并存200余年的西南边疆地方政权,南诏历史已通过正史的记录和学者的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从边疆妇女/社会性别的视角再审视这部历史,会发现妇女的缺席使得这部传统意义上的南诏史表述并不完整.南诏历史应由"大传统"的精英历史和"小传统"的民间社会史两部分组成.作为地方性知识,这一时期的妇女及其有关妇女的生活被排斥在传统南诏精英历史之外,而作为边疆妇女史的一部分,有关南诏妇女及其生活的知识却存活在"小传统"的南诏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