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前科制度的内在诟病及其应对

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时代。基于既有的前科制度，我国治理轻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轻罪后果实际不轻、犯罪行为与其后果严重“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容易使前科人员被边缘化，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前科是因受过刑事处罚而产生的规范性评价，表现为前置法与刑法上的累犯、从业限制、限制办理落户等处罚，其性质上属于刑罚的一种延续。无论是从刑法的基本原理，还是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等角度看，既有前科制度缺乏正义的基础，都应该对其说“不”。我国应该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可以选择刑法典立法模式；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可以围绕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适用范围、启动程序、法律后果为重点建构。在具体的法律效果上，需要统筹刑法领域内、外的其他制度，一方面要修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等制度，另一方面要清理不合理的前科规定，从而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提倡——以《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前科制度具有多层级、跨领域、起点低、期限长、影响广等特征,在轻罪治理体系下面临正当性危机。目前我国学界对前科制度有两种改造方案：前科消灭模式和资格刑模式。我国前科制度具有强化威慑、补足报应、防卫社会、价值引领等多种功能,难以为资格刑所完全取代,前科消灭模式更为可取。基于公正与效率的衡平,前科消灭可以先行适用于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情节较轻的危险犯、帮助型犯罪和仅造成财产损失的过失犯、入学就业等受到影响的过失犯家庭成员。为确保制度的可行性,应建立配套机制：在程序上区分非犯罪化行为和其他前科类型分别适用申请消灭和法定消灭;建立规范化、智能化的犯罪记录和查询制度,出台《前科限制就业范围指南》,赋予前科消灭者隐私保护权。     

轻罪扩张背景下的犯罪附随后果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但“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阻碍着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犯罪附随后果由规范性附随后果和非规范性附随后果组成。目前,犯罪附随后果在功能上已然演变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惩罚,造成这一异化现象的原因是犯罪附随后果载体庞大复杂、与所犯之罪缺乏实质关联以及失信惩戒被滥用。因此,单凭仅针对规范性附随后果的前科消灭无法解决成因复杂、载体多样的犯罪附随后果,况且不利法律地位的消灭并不等于权利和名誉复归至圆满状态;对此,还需要构建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一同化解规范性评价。至于非规范性评价,应当从根源上杜绝犯罪记录在社会层面的传播,具体对策为扩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及引入“社会保证人机制”恢复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信用。     

轻罪治理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探赜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渐显,对轻罪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治理亟待探赜。通过对轻罪及犯罪附随后果整体观的把握,轻罪的界定应当采取法定刑标准,犯罪附随后果作为行为人因其犯罪所附加的不良后果,应当归入保安处分的范畴。犯罪附随后果对我国刑事立法转向“严而不厉”、轻罪化具有阻碍作用,同时严重侵害了行为人及其近亲属等主体的合法权益。由于轻罪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促进犯罪人改造与弥合信任危机的功用,因而应当对其予以肃正。因此,应当坚持刑法规范说,将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刑法规范中,并在我国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较为混乱，前科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僵化问题。在我国，轻罪时代正在来临，犯罪治理明显不同于以往，此前主张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具有可行性，这一来临急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实践中的现有解决方案无法有效降低该群体的数量，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的他们对自我犯罪人身份的认同度极低，僵硬的前科持续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实质性地阻碍了其复归社会，“惩罚过剩”问题突出，若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该群体有走向社会对立面进而引发社会治理隐患的巨大风险。扩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治标之策，增设轻罪时代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才是治本之道。迄今为止不同的构建方案基本定型化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实体内容，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完成立法，也应分步骤地循序推进。     

前科相关问题研究

前科是一种消极的法律状态，其对再犯新罪者是人身危险性的体现，对未再犯新罪者则是一种犯罪标签，它往往影响着犯罪分子的再社会化进程。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尽管存在着大量关于前科的立法规定，却没有确立起相应的消灭制度。这就使得具前科者因为社会歧视，难以回归社会，并最终影响到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建立并完善前科消灭制度成为我国刑法学上一个亟待解决，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轻罪时代的前科淡化:对犯罪信息获知途径的限缩

轻罪时代日益增多的轻罪犯“复归社会难”的问题亟待解决。“非犯罪化”“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以及“前科消灭”等对策提议均存在一定短板，目前宜先从限缩犯罪信息的获知途径进而淡化前科歧视效应入手。就前科报告制度而言，应将前科与前科报告义务进行分离以实现犯罪信息获知途径的限缩，即有前科者未必有前科报告义务。被法院宣告有罪即有前科，而前科报告义务的前提——“受过刑事处罚”意为“执行过刑罚”，故被免予刑事处罚之人以及顺利度过缓刑期之人虽有前科但无前科报告义务。就犯罪记录制度而言，为缓和犯罪记录登记制度与公布制度规范目的之间的内在冲突，犯罪记录的登记内容与公布内容应具有不一致性，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与封存制度能够为这种“不一致性”提供制度支撑。进而，犯罪记录登记需全面、查询应受限、封存宜扩张。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与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上前科消灭制度的缺失不益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特别是对具有可塑性很大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说,更是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实现未成年犯罪人出狱后的健康成长,体现国家对青少年的特殊保护,国外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上亦皆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必须从实体、程序、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着手。     

“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

刑法学界对于“前科”和“犯罪记录”有着普遍的混淆性认识，导致相关研究存在严重的方向性偏差，研究视角的多重错位更是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非科学性。科学界分“前科”与“犯罪记录”是前科消灭制度研究的理论前提。“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事实及其刑事判决的纯粹客观记载，“前科”则是对犯罪记录的一种规范性评价，“犯罪记录”和“前科”之间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真正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不是“前科”和“犯罪记录”，而是社会公众自发的非规范性评价，“标签效应”等均是此种非规范性评价的结果。     

对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探讨

前科消灭制度由于能够保障有前科者顺利回归社会而备受各国刑事立法的推崇,而这一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法律盲区。无限期存在的犯罪前科记录将对有前科者造成一系列法律上和社会上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将从我国现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构建方案等方面进行探讨。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新论

作为衡量罪犯再次犯罪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标准之一,前科的存在不仅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理念,也实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前科长时间乃至终生存续无疑给有前科的人永久地贴上了罪犯的标签,在导致其相关法律权利和资格丧失的同时,也招致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前科消灭制度在社会预防与罪犯人权保护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研究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富有理论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我国前科消灭予以全面而深刻的探索,结合我国现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就我国建立完备的前科消灭制度提出初步构想。     

关键不是撕下标签,而是消除排斥

观点 在研究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问题时,最重要的关注点不应是前科(污点、犯罪记录)本身,而应该是由前科所带来的"过度社会排斥".实际上,前科作为曾经被定罪的"事实",是无法被消灭的,但对归正人员的过度社会排斥,则是可以也应当被消灭的.     

浅评我国未成年罪犯前科免除报告制度之落实

我国未成年犯轻罪前科免除报告的制度，已经载入刑法。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该规定仅仅免除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并不意味着其犯罪记录的消除。此外，不同地方对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理解和操作也难完全一致，这也使得该制度的实施一直处在局部范围内。因此，如何规范这个制度的适用，充分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更好的实现设想效果，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谈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符合刑事立法的世界潮流和趋势。创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特殊主体的需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可从适用条件、主管机构等方面考虑。     

“前科”变“前途”——浅议未成年人轻罪消灭制度

2009年12月15日，新浪网一篇《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档案里可以不留污点》的新闻报导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在四川省，彭州法院联合彭州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共同出台《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施办法》，“消灭”的适用对象是受到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检察机关不起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所有未成年人，“消灭”的范围包括未成年人违法行为、过失犯罪及危害性不大的轻微丹4事犯罪记录。早在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认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就明确提到过，法院系统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的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彭州市这一做法是对该纲要内容的初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本文拟对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未成年人轻罪消灭制度作一初步构想。     

轻罪和解模式研究

考虑到我国特有的立法定量模式和法律结构,轻罪应当是指法定刑为3年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现有的轻罪处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我国在传统文化、刑事政策、司法实践等多方面存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和基础,因此我们主张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轻罪和解处理模式。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论“后劳教时代”我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考察域外立法与司法,大多数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轻罪制度体系,由于特殊的制度设计,轻罪制度在我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建构中国特色的轻罪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建构轻罪制度,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轻罪案件"案多人少"的资源配置难题,而且能够合理地弥合我国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中的结构性断层。轻罪制度的建构,需要转变"定性+定量"的入罪逻辑,消解"终身化"的犯罪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只定性,不定量"的入罪模式。在轻罪行为的制裁上,对以往劳教对象进行分流处理,实现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之间的有效衔接,同时,在轻罪案件的处理中坚持司法权的处遇根基。除此之外,还需探索与轻罪制度相配套的"轻罪速裁"、"程序分流"、"前科消灭"及"轻缓处遇"等制度,以期在实体与程序的双向支撑下实现轻罪制度的建构与运行。     

中国式微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构建

我国犯罪轻缓化趋势使得刑法结构由重向轻位移，轻罪治理体系渐次形成，但“一刀切”的前科制度导致刑罚附随后果过度扩张，后端治理失灵。借鉴域外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应采取循序渐进的立法策略，承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先进行微罪前科封存立法，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扩大封存范围；设置梯度式考验期，犯罪记录封存后严格限定在刑事规范评价之内，不得用于非规范性评价，从而构建承载犯罪预防、权利保护、社会治理三重功能的中国式微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是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步、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目前在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虽仍面临若干争议与困境,但在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下合理构建该制度有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