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及当代传承

中国古代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独具特色。那么，中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如何，其形成后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在这变迁运动中中国古代法律起了什么支撑作用，这种支撑又是如何将孝文化制度化并固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间孝文化又经历了哪些变异等，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秦汉以降的律令将中国古代孝文化固化为了制度体系，内化为了文化传统，此后孝文化与法律互相浸染、共生共长，因此孝文化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文化与法律结合下的农村养老保障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仅要坚持传统“孝”文化的渗透，还应当加强“孝”文化与法律治理相结合，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以共同营造社会的和谐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部分应归因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有无？ 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道家的“法自然”观包含着明显的法律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不过，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根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亲亲相隐”对当代刑法的启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精神评析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致上由传统法的观点。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实践、法律物质实施、立法、司法技术与艺术构成，其中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法律规范与实践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探讨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必然要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为媒介，深入探究其内在蕴含着的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一、国家本位主义，阻却了社会主体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国家专制的“依治”与国家大义的“德治”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国家本位主义，产生于“…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东亚各国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提倡“礼乐刑政”，综合为治；追求法律统治的和谐性与整体性；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抽象出适用刑事法律的共同规律。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加以研究探讨，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加工过程，使那些体现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精神的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为当前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所用，为现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用。     

关于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明晰的“法文化共识”，这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所作的一个新的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法律意识、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和礼规范为主体的法律规则。这些“共识”不是官方和国家利用权势向民间和社会进行灌输和强加所造就的，而是据于它们的生成特点和本质属性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富有积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法律获得了普遍支持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减少和缓和了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使民间自治得以广泛实施，更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这一传统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我们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启迪。     

法律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监狱”

“文化监狱”是中国监狱发展到新时期产生的一种新型理念。“文化监狱”是一种具有文化品位的监狱，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先进行刑观的引导下，以监狱警察为主体，以实现监狱的改造功能为目的，以体现时代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形式的具有一定文化思想内涵的新型的监狱。通过法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出“文化监狱”正在中国监狱中崛起。     

传统法律文化形上源之“仁”思想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是以“仁”思想为形上依据的，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儒学“仁”思想的源流及含义并不清晰，见仁见智。本文以文献研究与分析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学“仁”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揭示出“天→道→天（道）人合一→仁”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法律文化）形上依据的发展过程。     

传统法律文化形上源之“天”曙光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是以“仁”思想为形上依据的，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儒学“仁”思想的源流及含义并不清晰，见仁见智。本文以文献研究与分析论证相结舍的方法，对儒学咋，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揭示出“天-道-天（道）人合——仁”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法律文化）形上依据的发展过程。本文介绍的是“天”思想在《易经》、《尚书》、《诗经》等原始文献中的体现。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近现代嬗变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体例为学科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逐渐转向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法理阐释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衍生出法律思想史的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和法文化等研究维度。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往开来的传统法律思想研究应该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法学图景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唯一进入“二十四孝”的皇帝

“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汉文帝刘恒算是“孝”皇帝之冠，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进入“二十四孝”的皇帝。 刘恒登基为帝后，生母薄氏卧病三年。刘恒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自侍奉母亲。母亲所服的汤药，他总要亲口尝过后，冷热相宜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俗语说：忠臣孝子人人敬，佞党奸贼留骂名。刘恒的做法得到了众多臣子由衷的拥戴，辅佐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

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编者按：“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下设机构，主任为梁治平先生。其成立目的是要寻找一种新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方式，通过在自愿参与者之间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和讨论，建立学术上的共识，建构独立...     

传统法律文化形上源之“天人合一”进程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是以“仁”思想为形上依据的，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儒学“仁”思想的源流及含义并不清晰，见仁见智。本文以文献研究与分析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学唯”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揭示出“天→道→天（道）人合一→仁”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法律文化）形上依据的发展过程。本文介绍的是“天→道→天（道）人合→”的思想演化进程。     

先秦时期法律文化形态初探

先秦时期法律文化的形成、演变与发展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文化的基础。在经历“礼治”、“‘法治”、“礼法合治”三种形态演绎之后，中国古代法文化趋向成熟，中国古代法律由然而生。“礼治”形态始于般商，盛行于西周，至春秋衰落。夏礼、殷利、周礼一脉相承。它是建立在‘将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基础之上，是‘王权天授”的神权政治和“国家一体”的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本质上具有法的属性，发挥着法的效用c但奴隶社会“札”的规范在一定条件下又由社会舆论保证实行泥而又具有道德和法的统一…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法治理念下的律师文化建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哈罗德.伯尔曼)没有法律文化支持的法治,形同沙滩楼阁。没有律师文化的律师事业,形同无本之木。从“依法制国”到“依法治国”,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程。而“依法治国”必然要以“法治理念”和“法律文化”为根本,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更应该适应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造起律师文化的基柱,以共同支撑法治中国之大业。律师应该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弘扬法律文化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律师文化是律师事业发展的哲学…     

孝与汉代法制

孝与汉代法制侯欣一孝在中国古代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之德最大莫过于孝，人之恶最大亦莫过于不孝。因而，重孝，即褒奖孝行，严惩不孝便自然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及重要任务之一。但由于自五四运动以来，孝一直被作为封建糟粕受到猛烈批判，以至学...     

死刑存废之法律文化透视

死刑存废与法律文化息息相关 ,古代世界各国普遍使用死刑 ,源于古代对法律工具论的社会主流意识和杀人抵命的法律文化的认同。尔后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死刑废除态度上的迥然不同 ,主要是法律文化的差别 ,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天赋人权”、保障人权 ,生命权不可剥夺的法律文化 ,因此走上废除死刑之路 ,相反 ,中国却仍然是一种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法律文化形态 ,强调重刑的镇压作用 ,死刑继续为社会所重视 ,而且愈后愈残酷。因此 ,要在中国最终废除死刑 ,必须建构新的法律文化 ,也只有在新的法律文化形成之日 ,才是中国死刑最后废除之时。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