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上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研究

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一直是行政处罚上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新《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违法所得的定义,增设了退赔程序,以及允许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例外规定,是对执法实践的立法回应。然而违法所得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认定,退赔程序所要实现的对受害人权益救济的功能如何与执法效率相平衡,以及无违法所得和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如何与罚款组合适用以防止处罚倒挂,是实践部门面临的难题。没收违法所得,兼具公法上追缴不当得利的功能、行政处罚的制裁功能和处罚权延伸的教育功能。违法所得的认定应当以“总额说”为原则,“差额说”为例外,并遵循五项基本准则。没收违法所得前的退赔,要具有退赔的现实可能性,并且要完善退赔的方式和期限。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可以与比例罚的方式组合适用,以实现过罚相当。     

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立法模式选择

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作为未来推动中国行政法治迈向新高度的重要制度,可以弥补“单罚制”的制裁漏洞,遏制单位负责人利用单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个人利益及规避法律责任。“行政违法责任连带”“民事委托代理理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制裁漏洞论”为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提供了法理基础。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借鉴域外法制经验,通过修订《行政处罚法》全面建立“普遍适用”的双罚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双罚制,规范其裁罚行为,双罚制具体立法条款应对单位负责人的范畴、单位负责人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未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判定、单位负责人采取的必要监督措施应有“期待可能性”、单位负责人的责任限度等因素予以考量,作为并同处罚单位负责人的构成要件。     

违法所得和违法收益的界定

违法所得及收益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中存在空白状态,考虑到对该问题进行规制的必要性,从完善刑事法制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其合理地界定,并进行比较全面的规制。     

小议刑事判决中违法所得的继续追缴

刑事判决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因刑事违法行为而直接获得的,根据刑法规定应予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经济性利益及其所生孳息。根据松桃法院2009至2010年两年刑事判决的违法所得追缴情况来看,能够追缴到位的违法所得是非常之。2009年判决追缴违法所得6160890．62元,而司法机关前前后后实际追缴到位的只有854365元,尚有违法所得5306525．62元不能追缴到位。2010年判决追缴违法所得1189816．48元,而司法机关实际追缴到住的只有46220元,尚有违法所得1143596．48元不能追缴到位。判决继续追缴形同空丈,对保护国家、集体以及个人合法财产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本文主要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的方法和措施进行研究。     

浅议我国特别程序中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程序的设置,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匿、死亡而无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法难题,也体现了我国践行国际公约的承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域内外也有没收制度的立法例,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有其独特性,文章将对此进行评析。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与赃款赃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必要加以区分。认定违法所得需要一定的证明标准。从诉讼经济和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角度出发,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处理一定范畴内违法所得的权力。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认定与审查体系建构

没收违法所得是指行政机关将行为人因违法而获取的经济利益收归国有的处罚方式。大部分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的内容和范围未明,以及明确认定标准的阙如,造成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的操作不易。没收违法所得通常处于附属地位,并未发挥立法者所预期的功效。在实务中,行政机关将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与违法所得定义混同,导致司法机关在实务中无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发挥应有功能,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裁判标准以实现类案类判。为回应上述现实困境,此次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重塑没收违法所得法条构造。因此,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应以“总额原则”作为认定基本原则,限于积极经济利益,应当扣除行为人已缴纳税费,且应进行合理推估。应当从行为前提、所得人、标的、违法所得范围、已实际退赔份额的排除和处罚效果等六个方面建构没收违法所得审查体系。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追缴问题研究

追缴违法所得是查办职务犯罪刑事案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我国目前规范职务犯罪违法所得处理的规定因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呈现出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在探析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概念和界定等法理权源的基础上，理性分析司法实践中追缴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具体模式及其内陷性缺失，并就如何重新构建我国职务犯罪违法所得追缴工作机制模式进行粗浅的思考，以期对进一步规范检察工作程序，提高职务犯罪办案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所裨益。     

集资犯罪中事务型帮助犯违法所得退赔责任的确定

在集资犯罪中,对事务型帮助犯责令退赔采用连带责任的做法,是一种司法粗疏的表现。错误地将“共同犯罪、责任连带”这一判断视为刑法理论通说,既不符合刑罚目的和刑法基本原则,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应予以纠正。责令退赔数额应与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适应,具体可考虑以实际佣金为基数乘以适当倍数的方式加以确定,至于具体倍数,则由法官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确定。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这一法律术语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事实、情节的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违法所得"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处理。在刑法中,应当将"违法所得"解释为违法行为获利数,不仅符合立法文字原意,而且实践操作可行,不影响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对非法利益认定处理的合理有效衔接,并且刑事司法实践也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行政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违法所得的概念认识不统一,加上各种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彼此冲突,给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带来困难。在此,笔者尝试着以法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出发点,运用模型条件分析法,逐一检验,以求理论上的说明。一、行政违法所得概述违法所得,是我国独创的一个法律概念。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涉及违法所得内容的行政法规有237部,部门规章有821部,团体规定、行业规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及其他有19件,地方性法规有     

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以违法所得为基数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规定,但从未有对违法所得作过直接的界定,而对违法所得的错误解读又造成了立法的混乱和执法的困惑。文章在梳理我国违法所得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违法所得的内涵及其特性,对我国现行违法所得立法模式作了深刻的反思,并主张引入涉案金额的概念来重新建构我国的违法所得立法,剥离违法所得与行政处罚之间的直接联系。     

论《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界分及其类型

《监察法》与《监察条例》通过"类型化+抽象化"的方式界定了职务违法,通过"类型化+具体化"的方式界定了职务犯罪,二者共同构成了违法所得中的"违法",并实现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认定标准从"身份"向"公权力"的转变.违法所得中的"所得",共有三种类型:第一,原物型违法所得.其认定关键在于,通过判断行为人所指向的目的 财物—...     

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违法所得”的确认

＂违法所得＂是知识产权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常见词语,但理论、实践界对＂违法所得＂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将其与＂销售金额＂联系起来,有的认为是扣除一定成本的利润;就是利润本身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如销售利润、净利润等。法律上的不确定给侦查办案增添了难度,因此,在法律层面必须明确＂违法所得＂的真正内涵,在不同案件中的具体核算方法。公安机关办理相关案件,取得＂违法所得＂证据的过程中,要重点注意现场处置;有价值会计资料信息提取;针对性的讯问及从交易双方获取＂违法所得＂记录等等。     

刑事违法所得的界定与追缴程序之完善

本文指出违法所得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面对司法实务中认识和操作上的困惑,有必要引入＂刑事违法所得＂这一概念以对这一类问题进行规范和研究。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在相应诉讼阶段中追缴一定范围内刑事违法所得的权力,以进一步完善有关刑事违法所得的追缴制度。     

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定及立法方式

行政犯罪是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并且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由于司法权、行政权分配及行政犯罪性质的相对性,使得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难以确定。从实然的角度看,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应然的角度看,将某一行为定性为行政犯罪或者行政违法应当秉承刑法的谦抑性、效益性和经济性原则,从而有利于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我国的行政刑法在立法上,应当采取附属刑法的形式。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路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这一程序尚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分析，以及同他国没收制度的比较，兼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规定和我国的国际义务，针时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没收的财产范围、证明和举证责任，加强对利害关系人、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保护，以及完善保全措施、管理制度和回转程序等相关建议，以期待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更为完整，发挥更大的作用。     

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