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的政策空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困境与行动策略

本文试图以"政策空间"和"行动策略"为理论框架,以北京市为例,探讨流动人口家庭在"两为主""异地高考""人口调控"等政策文本、政策部门、政策环境和政策资源所构建的政策空间内面临的教育困境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在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背景下,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空间日渐紧缩,流动人口家庭面临"去"或"留"的教育困境,然而他们在子女求学和升学问题上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种种制度安排,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利用政策空间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育选择。     

流动人口犯罪强制措施适用现状及相关建议

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制约羁押权的行使、保护犯罪嫌疑人必要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早已成为各国刑事强制措施发展的一种趋势.而确保流动人口在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方面有公平的对待,是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实践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司法机关在对其使用强制措施时不得不与本地人口进行区别对待,对流动人口犯罪较普遍地采用“构罪即捕”原则,但长此以往,将在司法层面上产生潜在的不和谐因素.本文以北京市密云县检察院办理的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数据为基础,对流动人口犯罪强制措施适用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新时期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当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统筹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优质服务的原则,坚持以人…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流动人口犯罪司法应对”研讨会述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亦凸显出来。因此,如何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过程中,发挥刑事司法惩治和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职能作用,成为刑事法学界和社会各界思考的重大问题。4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研中心和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联合主办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流动人口犯罪司法应对"问题,来自高等院校、检察系统的专家学者等分别对流动人口犯罪     

弊端丛生的现行户籍制度

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存的户籍制度又以金元壁垒等新的歧视形式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设置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流动人口犯罪司法策略研究——以人口红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探索流动人口这一庞大而又特殊群体犯罪的司法有效性,笔者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的人口结构、流动人口犯罪状况和犯罪的本质原因,认为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妥善处理人口红利期所带来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是正确把握人口红利期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人口红利因素．是解决流动人口犯罪的策略基础。以人口红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归罪、量刑、诉讼权利保护和预防犯罪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刍议流动人口犯罪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口流动的范围、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活跃、生产力发达、科技实力雄厚的一个重要地区，更是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的涌人。流动人口在支持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方便市民生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中，流动人口犯罪，可以说已经成为困扰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社会治安的一大难题。基于此，笔者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对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希望通过本文引起人们对控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论行政区划的法律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传统的以行政控制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行政区划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和功能定位,将其纳入法律调控的范畴。行政区划管理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主体与权限、行政区划的层级划分与等级、行政区划的设定标准、设置程序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对行政区划实行法律调控需要相应的立法保障,既要确立行政区划管理须遵循的法律精神,也需要建立法律调控的具体制度。     

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探讨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另一行政管辖区内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本文所探讨的流动人口指由低收人地区向高收人地区、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以"打工"为目的的人口,文中指出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为如此庞大的群体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的警务协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分工不断细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进城创业和就业。在社会治安的视野下,流动人口管理出现了瓶颈性问题。人口的输入地和输出地公安机关,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的封闭状态,突破人为界限加强警种之间、地区之间的警务协作,是科学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新路子。     

试论"入世"对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影响

由于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相比,在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劣势,因此,入世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并不可避免地加剧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和就业问题.而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和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又将导致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增加,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堵"与"疏"、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具体对策是:从宏观上,保持稳定和适当的经济增长率,积极促进非农行业就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消除"入世"对我国农业的负面影响;加快小城镇建设;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保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从微观上,完善人口流动制度,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教育和培训,严励打击城市流动人口犯罪.     

论公安机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研究

新世纪,我国人口流动的巨大变化加快了我国城市化步伐。如今我国大中型城市中出现大批的流动人口,由于有关人口流动管理领域相关制度和法律仍存在着空白和限制,流动人口犯罪率也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尽快填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转变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对预防流动人口犯罪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流动人口概念为起点,对流动人口犯罪管理、现状、成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对公安流动人口的管理进行有益补充。     

犯罪三元论的生态学观:城市流动人口犯罪透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长足发展,然而相应的社会犯罪问题也日趋严重.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犯罪是从人口学角度定义的犯罪类型,其反映的人口是动态的.城市发展规模与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与犯罪发生的数量呈正比——在一个国家中,城市规模越大,犯罪率越高已逐渐演变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导致流动人口犯罪发生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之于其它群体犯罪有着其独有的特点,两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似乎更为明显.     

被“放鹰”的流浪儿童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未成年办案组的一员,在一年多时间承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中,面对上百万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我更多地感受到了痛心。     

流动人口轻罪不捕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流动人口的批捕率高于本地人口的批捕率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但流动人口犯罪的轻刑化比例也较高。为降低流动人口犯罪的批捕率,使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人口同等的法律待遇,针对涉嫌轻微刑事犯罪的流动人口进行不捕风险评估工作,将逮捕的必要性予以规范化与量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日趋扩大。流动人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将流动人口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我国最终实现对全体国民建立低水平基本保障的目标的基础,也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动人口在城乡各得其所

周英峰在《南方日报》撰文说,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1.5亿多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流动人口往往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归属感、幸福感缺失往往带来责任感相对下降。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迫切需要转变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切实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实际问题,     

亚运前后广州流动人口状况与管理分工研究

2010年亚运前后广州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原有流动人口以及亚运期间短期来穗人口，前者将近1000万，后者约100万。其中，居住在出租屋的比例约占70％以上，自有房屋居住与其他方式居住约各占15％。亚运前后的广州流动人口管理，应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各部门分工负责、共同协作机制，强化直接责任主体的治安管理责任。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一种行政给付的可期途径

当流动人口成为不断庞大的群体时,其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予以保障,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受教育权有关的教育管理法律法规,试图对政府行为予以规范以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从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而言,与流动人口受教育权有关的行政法律制度从主体权力的划分、责任的承担到行政经费的财政支持等诸多方面均有所欠缺,不能很好地解决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教育问题。行政给付作为一种二次分配手段可以成为地域界限的突破口,在既定制度的范围内,对流动人口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