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的视角再解"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智慧之光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而到了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李约瑟难题”被人们一解再解,从创新视角来寻求这一难题的答案时,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意识、封建专制制度、教育体制、科举制度和闭关自守政策等,扼制了科学创新精神并阻断了科学创新契机,使得近代中国缺乏一个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发展空间。     

李约瑟难题与基督教文化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技史做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后,发现了一个费解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却出现在西欧?”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疑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思考这一难题——在西欧引发近代科学技术的动因为什么在中国阙失?     

“李约瑟难题”背后的中西文化差异溯源

"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影响中国科学发生、发展的文化基因不仅表现在中西民族特性、中西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差异,更是中国理性、自由的科学精神的缺失。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源在于两个地域中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     

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对李约瑟之问的另一种回答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核心原因在于科技中心的转移使中国失去了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自明朝后期,中国几乎中断了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交流。相反的,欧洲国家在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中国、阿拉伯、印度等文明的精华,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创造了基于现代科学的工业文明。通过剖析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过程,总结出其发展规律,以此对中国未来科技发展做出预测。     

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兼驳片面解读"李约瑟之谜"者

16世纪中叶,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宣告了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的诞生。科学革命意义十分深远,它与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一起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并迅速形成西方优势地位。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革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给出解读。     

历史上的游民治理

整个封建社会,从生产方式上来说是小农的自然经济;从人群的组织形式上来说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四民所组成的,四民又称之为“石民”。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他们既希望四民成为社会的柱石,又希望他们沉重如石,不要移动、不发生变化。这样的制度设计缺少应付社会构成因素生变的弹性机制。因而,当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则很难应对,矛盾由小到大,直至激化为靠暴力解决。马克思把欧洲封建社会比作“口袋”和“马铃薯”,小农好像是一个个马铃薯,国家就是个口袋,把这些马铃薯…     

“浮士德难题”对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启示

“浮士德难题”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如何将个人发展、幸福欲求与个人道德自律以及社会和谐要求协调一致的思想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浮士德难题”也出现在中国文化工作者面前。西方哲人对“浮士德难题”的种种解答,对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两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本文基于诺斯和艾尔斯两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李约瑟之谜做出了解释。文章首先比较分析了诺斯和艾尔斯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理论,最后综合两种理论重新解释了李约瑟之谜。     

竺可桢与中国科技史事业

<正>竺可桢(1890—1974)被誉为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其实,竺可桢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伟大的教育家,他在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着杰出贡献。其中,他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突出贡献,值得特别关注。他倡导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在科技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还为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筚路蓝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初步开展竺可桢是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据     

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中国数字游民群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不断增长,形成了数字游民“热”。数字游牧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被年轻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数字游民热潮,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以及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持续探索。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为何近代科技革命与中国无缘

近代科技革命之所以与中国无缘,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注重政治伦理的探讨,而缺乏对自然本源的探索;注重实用科学而排斥科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充分认识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农抑商的政策束缚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明清商人为何敢为城市游民提供金融服务——对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步，城市游民这样的社会阶层都能申请到贷款，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服务于各种社会阶层的金融组织，如典当主要是为城乡贫民服务的，本文将以印局为例，紧紧围绕着如何降低经营风险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希冀对今天的志在开发农村金融市场、志在开发个人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有一些启迪。     

从文化心理学视角解读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的时代主题,遵循了社会历史和人类心理发展的规律。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决策,深刻理解社会文化机制的思想渊源和现状,有助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中国传统文化解读生态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的思想，其核心在于人类应该如何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以传统文化为视角，正确理解与把握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各个阶段 ,无不彰显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本性、入世精神与中道原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根深的基础。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 ,要真正搞清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历史地位及价值 ,就不能不关注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 ,考究传统文化对其深层次的作用     

从世界政党百年沉浮看大党独有难题

明确什么是“大党独有难题”,要从世界政党百年沉浮、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寻找答案。从百年来世界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看,决定民心向背的主要因素,除了政党意识形态之外,主要在于经济发展与执政绩效问题、利益集团与贫富分化问题、权力腐败与政治腐败问题、政党官僚化与僵化保守问题、党内团结与政党分裂问题、颠覆性错误与改革失败问题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问题,即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社会主义一大历史难题的破解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 ,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存在的一大历史难题。这一大历史难题终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得到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破解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